我看见了那个大门。两根砖柱歪得像要倒似的。我说：“到了。”老胡真不懂事，还跟着我。他走不稳。他扶着我走。我说老胡你回去吧，你走不稳就打个的回去。老胡说不急。他还扶着我，弄得我晃来晃去，脚步都虚了。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抱着我的腰。他怕摔跤。他简直是吊在我身上。他就这么一直吊着我走进了那栋破楼。楼里有灯。大概他们把坏灯泡换了。灯光黄黄的，光亮一丝一丝，老在飘动，像被风吹了似的。我看见老胡在出汗，满脸都是汗。我说老胡你走这么一点路就出这么多汗，呆会儿让余小惠拿毛巾给你擦一擦。老胡又笑起来，说老皮老脸的，别脏了人家的毛巾，我还是回去自己擦吧。我说就让她擦！老胡说好好好，让她擦。“余小惠，”我对着余小惠的门说，“我是徐阳！”老胡说：“轻一些，轻一些。”“你怕什么？”我说，“余小惠你开门，我是徐阳啊！”老胡说：“别人都睡觉了，我们吵了别人就不好了，对吗？”我说：“对。”我又说：“余小惠……”老胡说：“再轻一些，再轻一些。”后来有人骂我，很多人骂我，声音闷闷的，但是过道上却没有人，也没有哪扇门打开来。他们这是躲在哪儿骂我呢？我听不清他们骂什么。我问老胡，老胡说人家说人不在，你叫什么叫？我说他们骗我！我直著脖子喊，余小惠！老胡说唉！我又喊，余小惠，我是徐阳！我不是流氓！我闭着眼睛叫。我的耳朵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老胡在用力拽着我，同时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拽我的不只是老胡一个人，老胡没有这么多手。我睁开眼，看见了许多人。我还看见了武生陆东平和打鼓佬赵明。他们的脸都是歪的。他们的手都像藤条似的长在我身上。我被那些藤条吊起来了。我的脚悬空了，离开了地面，离开了余小惠的门。我说：“你们干吗？”我离她的门越来越远了。我看不见那扇门了。一切都摇晃得很厉害，楼梯、灯光、人、人的影子，都摇晃得很厉害。“老胡，”我叫道，“你在哪儿？你帮我把他们赶跑！”老胡说：“我在这儿。”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著的脸像鸡啄米似的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就是胡说八道！”我说。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只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到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的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

　　 4

　　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已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小巷子狭窄逼仄，门条石上爬著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里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著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楼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已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老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老余让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自己则坐在女人旁边的沙发上。我和他们的距离大约在两米到三米之间。我背后就是刚刚关上的门，右边是个鞋架子，看起来像是老余自己钉的，上面放着他们一家人的鞋。我看见余小惠的鞋也放在上面，接着我又看见了余小惠的衣服，那件大圆领花格春秋衫就挂在胖女人左边的衣帽架上。老余用下巴指指胖女人，对我说：“这是余小惠的妈妈。”我在小竹椅上欠欠腰，说：“伯母好。”余小惠妈妈扭扭脸说：“谁是你的伯母？”我很尴尬，真想赶紧逃掉。我嗫嚅著说：“余小惠在家里吗？有些事我对不起她，我感到非常内疚，但当时我没有办法，我想向她当面解释一下。”余小惠妈妈说：“不在。”她说话时下巴扭来摆去，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撒谎。事后知道她果然在撒谎，余小惠就在房间里，房门还开着。她妈妈只要往左瞥一眼，就能看见斜靠在床头上的余小惠。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余小惠妈妈用力扭著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瓦片上耀进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著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也行。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火辣辣的。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涨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地发慌。我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老余叹一口气，又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唉，”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徐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后来余小惠告诉我，那天她就在房间里。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呢？她说她爸爸不准她出来，怕她骂我，反而会把事情弄僵。我说你怕你爸？余小惠无所谓地笑笑：“我会把他当回事？”她到底还是把我痛骂了一顿。就在我从她家回来的当天晚上，她冲到我那儿去了，用脚踢我那扇刚刚修补过的门，进门之后又用脚后跟猛地将门磕上。她说他妈的憋死我了。她把一只手撑在蝴蝶状的后臀上，另一只手指着我，一边骂一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她的腿绷在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里。她说他妈的你王八蛋，流氓！她一口一个他妈的，骂得又泼又野——你他妈的自己臭了还要搞臭我，还半夜跑到宿舍楼去，还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怕别人不知道是吧？好了，现在我跟你臭到一起去了，要嫁给你了！你得逞了！你以为你真得逞了？你知道你头上有几顶绿帽子吗？我告诉你，就是跟你结了婚，我还会叫你再当王八！叫你把王八当到底！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但我理解一个愤怒的人。因为她总在走来走去，那种令人激动的震颤就在我眼前，就挂在我的睫毛上。我又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我伸出一条手臂，等她走过来便拦在她腰上，把她搂上了床。她并不管我的手在做什么，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在床上，她的心思似乎只在嘴上。她的嘴不停地骂着。她不管她的身体。我解她的纽扣她就让我解，我给她脱衣服她就让我脱。我们各做各的。我抚弄她的时候她还在骂我，但语气已经不连贯了，不断地被自己的喘息声打断。她想拨开我的手，但自己的手却绵软无力。她说你……你干……干什么，人家，正在……在……骂……骂你呢！我说你骂吧。我用膝盖分开她的大腿，进入她滚烫的湿漉漉的深处。她浑身一挺，闭上眼睛，边喘边说，噢！你这个……流……氓！

　　现在余小惠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老铁街，呆在她那个房间里。白天不去剧团，晚上也不跑场子唱歌。我去了她也不愿意出来，老余叫她，她才出来，见了我也是不冷不热，懒洋洋的。老余说你们今天去办结婚证吧。她皱皱眉头说：“急什么？改天吧，今天我不想动。”老余再说，她便把脸铁下来，转身就回房里去了。老余没办法，便对我说：“要不你先做些准备吧，铺的用的，该有的总是要有的，这事反正都说好了，就是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要紧的。”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已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床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做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动地跟我说她自己的事。显然她还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有关。她嫁给我父亲不到一个月，我父亲就成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我父亲，也恨死了我父亲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要不要把我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分。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虽然她和我父亲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儿？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愤愤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嗯？”我说，“嗯。”“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样子！”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

　　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地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画着一条鲜活的鲤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拇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大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嗓子，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对你动手了，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大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著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那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著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5 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别人看我时，目光都是飘来忽去的，表情也是怪怪的。我们领导也一样，那张酱色的、肥胖但很干燥的大脸上堆砌著乱七八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心事重重满怀惆怅。“小徐，你过来，到我这儿坐一坐。”领导的目光飘忽著，但口气很亲切：“还好吧？”“嗯。”我说。“怎么样？现在弄清楚了吗？”“嗯。”我说。“这就好，这就好。小徐呀，今天我们谈点正事。你看看，我这是和你商量，你看现在大家都开放搞活，我们呢，也打算办一所少年艺术学校。你呢科班出身，所以我们想把你抽出来。这是征求你的意见，你呢可以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呢就跟我说一声，好不好？”过一会儿他又说，“这两天你就收拾收拾一下工作室吧，收拾好了，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就行了。”“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呢？”“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商量过了嘛，是不是？”我看着他的大嘴。这张大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问他：“我们商量了什么？”他依旧咧著大嘴，大嘴突然合拢，小眼睛变得很亮，“徐阳，你怎么这样？这样不好吧？明明跟你商量了嘛，怎么还反问我商量了什么？有意见可以提嘛，学人家扯淡算怎么回事？既然你要扯淡，我就没时间陪你扯啦，你跟办公室去扯吧。就这样啦，你回去好好想想吧。”从领导那儿出来之后，我在回廊上走着，经过了老胡的传达室。老胡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同时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说：“你看看这张报纸。”他怎么又让我看报纸？我还看什么报纸？我把他的报纸推开。老胡说：“你不看？人家在嚼你，你也不看吗？”但我还是摇摇头。我对他说：“我们来猜一猜，她到底是往北走了呢，还是往南？”老胡锁著眉头问我：“你说谁呀？”那天老胡要给我看的是一张晚报。不知为什么，《南城晚报》瞄上我了，他们把我拿出来讨论，把那点事情上升为一个事件。他们还有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一段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小事不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和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编发的这两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些说法就很有意思……”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就是个流氓吗？居然引发了这样一次讨论。就像《南城晚报》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都踊跃地参与了讨论，弄得非常热闹。《日报》、《经济报》，甚至《电视报》、《妇女报》等等都赶来凑热闹。我真是出了名了，我成了大名鼎鼎的流氓。老胡说的一点不错，人家确实在嚼我。老胡真是个天才，知道用一个“嚼”字，这么一“嚼”，真让人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著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晕脑涨。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无休无止颠来倒去。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著一张黄脸的人，鼓著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他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我觉得很恶心。我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咖啡在江南生的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抓过一把餐巾纸，像防洪抢险似的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著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我说：“我要告你们！”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得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何律师说：“要不我们撤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能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著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我对她说，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她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服，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说，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源的问题，没有生源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得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胶水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张椅子。我便坐在那把椅子上等著。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著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我如坐针毡。“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我说：“操，这个校长！”“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领导回答：“回哪儿呢？”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总要支持呀！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摇著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