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王十月 嘉宾：温木楼（诗 人） 叶耳（自由作家） 访谈地：深圳某咖啡厅 接手文学新境界，做了十多期，得到过一些读者的掌声，也被砖头和臭鸡蛋砸得晕头转向。对于我个人来说，做这个栏目的最大收获是：我得以大量阅读了打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打工文学第一代的作家林坚、张伟明、周崇贤这三个人做出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带着这个问题我也和N位嘉宾们进行了探讨。当然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有时势造英雄说，有阵地消失说……也有不少嘉宾进行了反省，但这此说法都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惑，于是开始大量地阅读了他们三位的作品，并与林坚、张伟明作了一些深入的交流，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发现他们三人的创作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而正是对这个主题的深入，使得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出色的文学品质。于是有了这一期的话题。

　　 ——十月抛砖

　　 对谈录： 逃离与守据

　　 王十月：在前天，我在读张伟明的书时，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守据孤独我就能守据自己，守据孤独也就是守据一份拒绝。我又阅读了他的一大批打工文学作品，我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可以概括为“逃离与守据”。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打工生活，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从逃离开始的。因此我想和二位谈谈这个问题。

　　 温木楼：说到逃离，那时农村人想要离开农村，只有通过读书考大学。我也是这样的，考上了大学，在广州读书，来跳农门。其实说到底就是用读书这条路来逃离农村。

　　 王十月：你在逃离着什么呢？

　　 温木楼：你知道的，乡村生活相对的闭塞，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无法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与对生活的向往，它不能给我们的人生提供更多的机遇，所以逃离乡村是必然的。只是有的人通过读书，有的人通过当兵，有的人出来打工，有的人出来经商。那是一个对乡村集体大逃离的年代。逃离乡村其实就是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十月：是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很多的打工朋友都有同感，相对于第二代打工人来说，他们不存在什么逃离不逃离的问题，这是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的第一种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们当时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家乡时，都多少有一些悲壮感觉。我记得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我那个鬼地方，不顾一切地逃离。那时天真地认为，只要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就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离开乡村就意味着成功了。叶耳你的情况应该不一样吧，你是八十年代生的人了。

　　 叶耳：我离开家乡，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我原本以为，我只是在逃离一种贫穷，可是现在我离开了那个地方，我觉得我还在逃离。从家乡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深圳，从深圳到重庆，又从重庆到深圳。现在我躲起来写作，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也热爱车子房子，这时我发现，我又在这个城市里极力地逃避一种世俗的生活。

　　 温木楼：对，人总是在不断地逃离之中的，我大学毕业之后，按理说是成功地逃离了，可是我又分回了家乡教书，当老师。在我们家乡来说，老师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广州读了四年书，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这时农村给我的感觉是全新的，像田园诗一样。那时我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好的势头，省里的报刊时常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歌之类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可是我很快发现，乡村生活像一个大的泥淖，能够将你的一切都轻易淹没，打麻将啊，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的。终于我受不了这种诱惑，到了深圳。可是当我来到这个地方，当我成功地成为一名深圳人，有了这个城市的绿卡，有了房子车子，我发现我又被另外的一种世俗所淹没。人生活在世俗之中，你想超然其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时你的内心就会格外地向往那种超然其外的纯粹。

　　 王十月：是的，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我们怎么样才能守据住自己，守据着一份孤独与纯粹？比如说张伟明吧，他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深圳人了，可是他在家乡搞了一个农场，他把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农场。去年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南方的果园》，就是写他开发果园的生活的，有一点像罗梭的《瓦尔登湖》。我这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打工人，其实都在逃离与守据间进行着拉锯，我个人就是几次地回到农村又出来，又回去，再出来。在城市时我们发现我无法在这里守据，于是逃到农村，回到农村之后我们又发现我在农村也不适应了，于是又来到城市。

　　 叶耳：这一主题其实是打工文学的一大命题，我读过好几篇这样的优秀的作品，比如张伟明发在《花城》上的《月亮月亮月亮》，还有十月你的《开满山坡的狗尾草》，写的都是这种打工人在城乡之间的徘徊，这种逃离与守据。很多的打工文学作品的开头都这样写，那个黑色的七月，我逃离了家乡。有的就叫《逃离深圳》、《逃离南方》。

　　 温木楼：打工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过分地渲染了这个逃离的过程，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对守据的书写。实际上，这种守据才真正具有文学的精神，才会打动人，才有一种形而上的高度。其实逃离是很容易的，守据就相当的艰难了。而支撑我们坚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家园其实是乡村，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被现实给分裂开了。

　　 失落与寻找

　　 王十月：林坚曾经对我说过，他所有的创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失落与寻找，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重复书写失落与寻找。事实上，他的那篇广为人知的《别人的城市》，还有《有的地方在城外》，就是两个关于失落与寻找的文本。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不禁要问，在我们的打工过程中，我们真的有过强烈的失落感吗？失落的又是什么呢？

　　 温木楼：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离开了乡村的生活，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视野，可是，在同时，我们也变得浮躁了起来，我们的文字失去了一种纯净的东西。乡村的那种慢节奏的生活赋予了我们的文字以沉静，可是城市高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生活压力会让我们身不由己。这时我觉得我内心的那种纯净的东西不知不觉中已失落了，我会非常地怀念乡村生活，其实乡村的生活并不像我们的怀念中的那样美好。

　　 王十月：失落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我还记得多年前我初到南方，找了好多天的工作，没有找到，很累很累，坐在公园的一块草地上，捡了一张报纸看。报纸上有一则认尸启事，死者是一个女孩。那一瞬间，我想，她是谁家的孩子？她来到南方经历了一些什么？她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她在外打工时，是怀着怎样的希望？我的泪水一下子就将我淹没，那一瞬间，我被一种深深的失落包围。现在想来，我的失落，是为了我们这一个群体。那时还没有弱势群体这么一说，但当时我感到的是我们这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社会上集体地身份失落。

　　 温木楼：其实打工文学对这种失落感的描述是很多的。可以说，打工文学充满了这种失落感的。你看我们的打工文学中，什么怀才不遇呀，城市给予我们的不公啊，这都是一种失落感。

　　 叶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正是这种失落进入了打工文学，因此打工文学中很多的作品就显得很忧伤，甚至低迷，这样作品就显得很暗淡。有些人做得比较好，他能从失落里面找到一种疼痛感，他用深深的宽容把这种失落包了起来，这时候失落就变得非常的优美了。如果一味地写失落，弄得跟祥林嫂一样，就有一些讨厌了，因此人家也会说，打工文学格调不高。

　　 王十月：这正是我今天要说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林坚的小说，他也写失落，可是他的小说中更大的关注点不是怎么样失落的过程，而是失落后的寻找过程，这样一来，就不一样了。再看我们第一代的很多作品，还有第二代的打工文学作品，我们却太多地局限于对失落的大书特书。我想林坚的长篇《别人的城市》能发在《花城》，绝不是什么时势造英雄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者看到了他的成功，却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背后的东西，于是会说，都是写的打工生活，我的文笔甚至比他的还要好，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出不来？我想这就是答案之一。

　　 温木楼：失落与寻找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他写那些作品的时候，应该正是寻根文学浪潮兴起的时候。寻根文学寻找的是文化之根，林坚在打工文学中融入了这一主题，因此赋予了打工文学以精神的高度。寻根文学虽说是一阵风过去了，但是我们打工文学其实是可以继承它的，我们不是总把出来打工叫着寻梦之旅，南方寻梦吗？

　　 挣扎与希望

　　 王十月：周崇贤写过一篇散文《打工：挣扎或者希望》，这篇散文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在林坚、张伟明、周崇贤三人中，周崇贤的小说我是读得最多了。他的那些打工文学作品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养分，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都是对周崇贤的模仿。可以说挣扎或希望是周崇贤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他早期的作品，是打工文学中最直面打工生活现实的，比如发表在《佛山文艺》上的《打工妹咏叹调》，这么多年过去了，前不久还有读者对我说起他的这个小说，说起当初读到这个小说时的激动。

　　 温木楼：打工文学现在好像在故意淡化这种挣扎和苦难色彩。我看了很多的打工文学作品，包括《打工族》上面发的一些小说，已很少能看到这种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的挣扎了。现在的打工文学作者也好像在刻意回避这种底层的挣扎，于是打工文学就变得和都市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度很多人说，打工文学不能再写流水线了，不能再写那种铁屋子里的呐喊了。打工文学在寻求主流文坛的认同的过程中，走得很艰难，写作者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在尝试时，我们不能把一些优秀的传统丢掉。我看你们在文学新境界里提出“让打工文学快乐起来”，提出不要让打工文学承担太多的社会功能。我不反对有人这样写，但是你要知道，打工刊物的读者，大多是一些收入在二千块以下的读者，这时你写的那些小资生活的小说，没有切到他们的生活本质。他们在这样的小说中找不到认同感，他觉得打工文学离他们越来越远了，那么他凭什么掏钱去买你的作品看？而那些真正的白领却不一定会去阅读打工杂志，更谈不上喜欢打工文学了。没有了读者基础，杂志就办不下去，没有了读者基础，打工文学最终会走向衰落。

　　打工文学现在回避了现实。打工文学是现实主义的。可是当你回避了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时，当你吟弄风花雪月时，你一定会失去读者的支持。我可以这么说，在宝安，百份之九十的打工者在这里打十年工，都没有去过一次都之都，没有去里面喝过一次茶，没有去里面吃过一顿饭，没有去住过一晚上，甚至于连进都没有进去过，那么你的打工文学去反映在都之都消费的人的生活，怎么能感动打工者呢？前面说了那么多，逃离与守据也好，失落与寻找也好，都是很形而上的，对于提升打工文学的文学品质，有建设性的意义，可是这些东西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以说我们的大多数读者都不能领悟到。可是你写挣扎与希望，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一下子感受得到。

　　 王十月：叶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发现说到这个问题时你一直在沉默，你是八十后，是第二代，你的看法也很重要。

　　 叶耳：不是沉默，温木楼说时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虽说生活还是很苦，但是他的挣扎感不是很强烈了。现在打工没有过去那么孤身一人的感觉了，很多人都是一家在一起打工。宝安的很多村，经常会出现一个村全部是哪一个地方的打工者，他们也没有那种很强烈的异乡感了。当然我们还是要直面挣扎，但这时不能再像周崇贤那样去写怎么样被主管调戏，怎么样被治安仔勒索了。而要把这种挣扎深入到打工人的内心深处，这时候我们要去描写人性，而不是生活原生态的记录。

　　 网络板砖站 自吹自擂互相抚摩的文学新境界 文/小石头 自从文学新境界开办以来，这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各个打工文学山头上的大人物。他们引经据典自我粉饰，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抚摩几下就算了事，实在愧对文学新境界这个栏目。我想问的是：你们所谓的新又新在什么地方？所谓不破不立，但一提到打工文学，言必称林坚、张伟明、周崇贤，似乎这三个人就是一个标高，一座文化高峰，可望而不可及。事实上，这三个人在中国充其量算三流作家，不管他们发表过多少作品也无法掩盖这个事实。更为可笑的是，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尺就是某某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能代表什么？你在《人民文学》和《花城》上发表过作品你就是中国一流作家啦？

　　不可否认，林坚、张伟明、周崇贤，在特定时期内的作品确实为打工文学这一特殊文学领域作出了贡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时至今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东西，里面的缺陷一目了然。如同我们现在重新审视当时在社会上反响非常的《金光大道》《青春之歌》《荔枝蜜》等等，技术和意识上的缺陷比比皆是。两相对比，文学其实一直在进步，无论从技术上、意识上和精致程度上。只不过如今不同往日，当年发表一篇小说就可以名动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文学开始退居二线，以影视的形式更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有心之人可以找出上述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与王十月的比较一番，你很快就可以发现——王无论在文化含量以及写作技术上超越了这三位，但文化地位仍然无法与他们抗衡，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谈。

　　我以为，打工文学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描摹，你生活在工厂第一线就必须写工厂如何剥削工人，保安如何蛮横无礼？如果把这些理解成文学那无疑是对文学的亵渎。打工文学的致命缺陷其实很明显，那就是粗糙，这包括技术上和文字上的，且满足于对生活表面现象的简单描摹。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打工者自身的素质和底蕴，宽泛的视野和知识结构。不要找借口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钱买书，这些全都是借口！我见过一些打工作家，包括在这里的访谈里出现过的某某名作家，写出来的东西粗糙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该醒醒了，别人说打工作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一摸，也总比看见你们总是在这里互相抚摩强得多。

　　

　　 漫画：曾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