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小时候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做一个好人。那几天我冥思苦想，连睡觉都皱着眉头。我想我和余小惠算不算偷情呢？我是一条光棍，她有未婚夫，这算不算是偷情呢？如果算的话，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好人。其实好人不好人我并不是很在意，我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两个人到底算怎么回事？我们还是从那年秋天开始说吧——那年秋天，我在一个剧团里帮忙搞布景，我不是剧团的人，但剧团没有美工，又碰到要演出，便由他们领导找我们领导，要借我去帮忙。我们领导很爽快，满口答应了，说徐阳闲着也是闲着，既然兄弟单位要用，叫他去就是了。领导当即就来找我。领导来时我正拿了几个苹果当静物画着，刚画了几笔，领导就来了。他说别画苹果了，去帮剧团画布景吧。我就这样临时成了一名布景工，在那个很大也很破旧的排练厅里，用一根竹竿绑着一把大排刷，往绷好的背景布上刷房屋天空河流和树木。就在那个排练厅里，我认识了余小惠。现在我已经忘了那是一出什么戏了，只记得余小惠是花旦B角，戏份不是很重。她对我的长头发有点好奇。她说你为什么要像女人似的扎个马尾巴？我自然没法回答她的问题。那时候留一条马尾巴的男人很少，但我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而做一名那样的艺术家没有感觉是不行的。长发本来就是一种感觉，人一旦有了点感觉就容易心不在焉，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于是我心不在焉地说：“你的腿很好，腰也很好。”她哧哧地笑起来，说：“你怎么老看人家的腿和腰？”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便解释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她就成了我的朋友和模特儿。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有未婚夫，我根本没想过这个。有一回她在我那儿翻画册，翻到那些裸体女人，就说她们真漂亮，又目光闪烁地看着我说：“你不会给我画这样的吧？”说老实话，我心里是想画的，画人物毕竟是我的主课，我还没碰到过身材像她这么好的、这么匀称的，不画真是可惜了。但我拿不准她让不让我画。她接着又问我:“如果画了你会拿出去吗？”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愣愣地看着她，说：“不拿，拿出去干吗？”她说：“一定不拿出去吗？”我说：“当然一定。”她说：“那你发誓。”我便发誓说：“如果拿出去我就是王八蛋。”她笑了笑说：“想占我便宜是吧？我有未婚夫的，你当什么王八蛋？”我听了又是一愣。她有未婚夫？按理说这时候我就应该疏远她，至少不应该再画她的裸体。但我没有。相反倒更有了一种欲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亢奋。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事情每发展一步，我内心的快感就多了一分，就像在一个被水草覆盖着的泥沼里走着，每一步都咕哧咕哧地响着，都感受到一种松软和震颤，都提心吊胆心慌意乱，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又好奇，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会不会掉下去，真掉下去的话，会陷多深？会不会没顶？她大概也一样。起码她让我觉得她也一样，否则我们怎么会这么默契？我们这样做本身就有些说不清，很过分，也很暧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简直连空气都是暧昧的。她目光闪闪地问我，你真想画？我点点头。我的脖子都似乎有点发硬。她咬一下嘴唇，松开，又咬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脱衣服。她脱胸罩时很尖利地看了我几眼。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不能知道的，你要向我保证。”我用力点头，说：“我保证。”我喉头发紧，声音都有点发颤。我以前也画过裸体，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抖过。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抖一边拿起一根炭条，指头却不听使唤，啪的一声，炭条被我捏断了。我又拿起一根。我还很做作地把眼睛眯起来，企图获得一点专业精神，使自己不至于陷落在那些诱人的局部或细节里。可是尽管我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我都没有办法，即使只用一根抽像的线条来表现，那也是滑腻的，是一根婀娜的极其性感的线条。我画了一根线条，我画得差极了。我画的线条简直不叫线条，像一条长虫，而且还是一条抖抖索索断断续续的长虫。我画出来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长虫。我气得扔掉炭条，直接用油画笔，用颜色去铺，我想把她一笔一笔地铺出来。我尽量少看她，看了便用脑子记住，像默写似的。我的呼吸急促得就像一条缺氧的鱼。我连那儿都膨胀起来了。我太不雅观了。我只好弯著腰，把外衣脱下来，用袖子反绑在腰上，让它像围裙似的罩在那儿。她说：“你这样穿衣服的呀。”我说：“我喜欢这样穿。”我很生她的气，更生自己的气。我想徐阳你还装模作样画什么鸟画！我像赌气似的画着。我一边画一边想，我是不是把画笔扔掉？我终于把画笔扔掉了。我没办法坚持了，我非常潦草地画完最后一笔，然后一甩手扔掉画笔和调色盘，大踏步走过去，从她侧面伸手把那块作为衬景的灰蓝色绒布从衣帽架上扯下来。我用绒布盖住了那幅画。我一边盖画一边说：“穿衣服吧，画完了。”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画过她了，她也没工夫去我那儿让我画她。她到歌厅唱歌去了，而且很快就唱出一点小名气来了。最初她是跟他们团里其他人出来唱歌的，反正一年难得演三场戏，不如出来唱唱歌，多少也有些收入。因为经常跑场子唱歌，遇到晚一些或路远一些的时候，她就会预先打电话到我单位上，请我给她做伴。这样的电话一般都是由传达室老胡接的，老胡便经常屁颠儿屁颠儿地往我那儿跑，满脸邪笑地说：“嘿，今晚又有人叫你去呢！”不知道是她唱得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她唱歌的地方很多，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要陪她跑四五个场子。那天晚上吃完夜宵后，我送她回剧团，已经很晚了，她让我进去坐坐。我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她们的宿舍是一栋七十年代的破楼，楼里更是黑咕隆咚的，上楼时我差点绊了一跤。她一把扯住我，用指头在我腰眼上轻轻捅了两下，紧挽着我的胳膊，胸脯挤在我的胳膊上。我的心便像一只惊鸟一样飞出去了。她开门时很慢，把著门沿一点一点地往里推，免得它发出声音，然后又一点一点把它掩上。掩上门后她也不开灯，而是抱着我，也许是我抱住了她。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我们抱在一起。我们一开始就像偷情，我们都不说话，都知道不要弄出声音来。我们很默契。我们就像两贴膏药似的，互相紧紧地粘住了，扯都扯不开。我们摸黑干的那件事。我们都浑身滚烫，都把对方烧得晕晕乎乎的。起码我是晕晕乎乎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具体过程和细节却都不记得了，我忘了我们是怎样上的床，怎样脱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那张窄窄的硬板床。那张床老是在叫，地板也在叫，咯吱咯吱，像满满一屋子欢快的老鼠。我记得她还喘着气问我，你为什么早不动手？你是不是早就想动手？我说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她说你现在拿定主意了吗？我说拿定了。她便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然后她便叫起来了。她叫得很放肆……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沉入了黑暗。我就那样瘫软著，扭脸看着她。她也软绵绵的。她说：“徐阳你不会当真吧？不会想要跟我结婚吧？”我幸福地说：“你想不想？”她说：“你千万别这么想，我未婚夫在上海读研究生，他毕业了我就跟他结婚，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她这么说使我感到愕然。我的睡意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一下就蹦掉了。我没想到她会在这时候说那个该死的未婚夫。我早把那个未婚夫给忘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样傻傻地躺着，像个尸体一样。她推推我说：“嘿，别睡着了，你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你该走了。”我发现我陷进那个泥沼里去了。在单位上班时我的耳朵是竖着的，只要传达室的电话铃一响，我就眼巴巴地盼望老胡跑过来。我的心思全在这件事情上了。老胡见了我，嘿嘿地笑两声，说：“我知道你怎么回事。”老胡曾经当过兵，但据说他花得一塌糊涂，所到之处花迹斑斑，要不也不至于沦落到我们单位来看大门。这么一个花人，想来总有些特别，我就问他：“你是看出来的呢，还是闻出来的？”老胡急得把老脸皱成一团，他以为我生气了。我坚持要他说。老胡被逼无奈，便小心地笑着说，反正就那么回事，说也说不清楚，比方你这儿，这儿……都跟平常不一样，让人觉得就是那回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自己的脸，额头上比画一下，眉眼那儿比画一下，他比画了整张脸。我这张脸还是脸吗？但我相信老胡说的都是真的。我怀疑自己的体味都腥膻刺鼻，站在别人面前或者走在大街上，我浑身发毛，像没穿衣服。可是只要一到单位上，我两个耳朵又竖起来了。我用耳朵专心地关注著传达室的动静。老胡那里电话铃一响，我就盼望着老胡向我跑过来。我盼了一天，又盼了一天，什么也没盼到。我想余小惠她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找我？我觉得我被冷落了。这情形就像两个人合骑一匹马，她轻轻一拨，就很无情地把我拨下来了。我下马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要上马。要上马的是她那个王八蛋未婚夫。那个未婚夫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呢？他不好好读书跑回南城来干什么？余小惠也做得出来，未婚夫一来便抛下我，天天陪着他，两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这不是要人的命吗？虽然余小惠有言在先，跟我说得很明白，我也不能说自己不明白，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受不了。我想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一样。

　　 2 就在我醋意难平的时候，剧团里那个矮个子武生陆东平鬼鬼祟祟地找到我，他怀里揣著两部毛片，但他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问我看不看？其实陆东平用不着骗我，他就明说是法国毛片，我也照样会说，看，为什么不看？陆东平说最好在你那儿看。我说就在你家看不行吗？陆东平说，片子有些黄，我老婆在家怎么方便呢？我说那就到我那儿去吧，我那儿方便。陆东平他们便抱个录像机跑到我那儿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在此我要先说说余小惠的叫声——其实我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她叫得湿润而粘连，叫得人心里又痒又飘，我一点也没想到会对另一个人形成致命的伤害。这个被伤害的人就是陆东平。这谁想得到呢？在那样的时候，谁还会去想隔墙有耳？那个人会因此而发狂，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事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事情来了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片子一放我心里咯登一下，喉咙干干地说，怎么是毛片？陆东平也说，怎么是毛片？我不知道阴谋已经开始了。在第一部片子放到一半的时候，陆东平的呼机响了，他看看呼机，边看边说店里有点事。他确实有一个书店，店面就在城东书市里。他拍拍一个跟他同来的姓陈的花脸的肩，说老陈跟我走吧，帮个忙。姓陈的花脸还显得不大情愿，但陆东平还是把他拉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叫赵明的打鼓佬。他们走了没多久，就有三个人来找我。他们不是敲门，而是飞起一脚，把我的门踢得歪在一边，一块板子飞了起来，匡当一声落在床前。我吓得跳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呆呆看着那三个破门而入的人。他们把亮晃晃的脸对着我，点着下巴说：“你就是徐阳吧？”我点点头。我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踢掉我的门？”他们都冷笑一声，把录像带拿在手上，二话不说就伸手过来抓我，像抓小鸡似的把我抓住，抬脚就踢。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踢我？！他们板着脸不吭声。他们都穿着硬邦邦的皮鞋。我的嘴肿了，脸上在流血。我觉得我到处都断了。我趴在地上，撅著屁股，双手抱着脑袋窝在那儿。那三个人又在我房间里到处乱翻，把我的颜料画笔丢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幅幅地看我的画。一个瘦高个把身体弯得像只虾米，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画抽了出来。他歪著头看着画中的余小惠，噗噗地吹两口灰，嘴里发出湿漉漉的啧啧声。接着他们开始收拾地上的画，用一根塑料绳子把画都绑起来。我说：“你们不能拿我的画。”他们不理我，一个人抱着画，两个人弯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提出了房门。我这才发现我只穿着裤衩。我对他们说：“让我回去穿条裤子吧？”他们说：“你还怕羞？这样正合适。”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拖下了楼，拖到了街上。我只好夹着两条腿。我弯著腰夹着腿，就像一个憋著尿的人。街上全是阳光。南城街上绿阴如盖的泡桐树早已被人们连根拔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樟树。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使我把眼睛眯起来。我问瘦高个：“你们是什么人？”瘦高个说：“问什么问？”我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你是个流氓。”我把脸皱起来，说：“你说谁是流氓？”他说：“你。”我问他我怎么流氓？他说：“你还装傻。”我说：“我装什么傻？你说我是流氓，我流氓了谁呢？”瘦高个说：“你去跟联防办说吧。”我说：“你是联防办的吗？”他拉长了瘦脸说：“你管我是哪儿的！”我又对打鼓佬赵明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打鼓佬一个劲地摇头，他吊着两条眉，哭丧著脸，一副倒霉透顶的样子。街上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看我。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集中在画中的余小惠身上。阳光使油画散发出一种很好闻的气息。人们不断地围过来，像蚂蚁一样一团又一团，从人行道上挤到了街边，几乎塞满了一条街。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满街响着叫声和榧子。南城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了。瘦高个异常亢奋，他把画高高地举过头顶。我对瘦高个说：“我求求你，别举那么高行吗？”他根本不理我。我又说：“你能不能脱件衣服遮住她？”有几个交警忙前忙后地跑着，仍然无济于事。交警发现了阻塞的原因，他们朝那幅画看了看，很快便有一名交警挤过来，指著瘦高个说：“你疯什么你？！”交警命令瘦高个把画放下来。人群还不肯散去。临近黄昏的时候，这支队伍来到了一个联防办。后来，我和打鼓佬赵明被留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画也留在这里，在另一间屋子里。打鼓佬赵明在黄昏来临之前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晚上他们团里来了人，把他领走了。呆在拘留室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全身很多地方都肿了，到处紧绷绷的，泛著青紫色。“啊！啊！啊啊啊啊！”我哑著喉咙喊著。我换了一口气，又喊。我发现大声喊叫会使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把我的喉咙喊破了，我的声音里有一股热乎乎的血腥气。我终于把警察喊来了。中年警察在一张小长条桌前坐下。一个胖子替我把吃进手腕里的铐子松了松，然后跟中年警察并排坐着，拿出一沓纸和一支钢笔。中年警察说：“说吧，喊什么？”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成话，只发出了一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像破棉絮。我发现我只能喊不能说话了，一说话喉咙里就像有许多针在那里扎着。我咕噜噜地嚅动着喉结，想使喉咙变得湿润起来，可是忙碌了半天，我还是只能这么说话：“我、不、是、流、氓。”中年警察皱着眉，正在旋笔帽的胖子说：“他好像说他不是流氓。”说着他问我，“是不是这意思？”中年警察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聚众看毛片，你还不是流氓？要怎样你才算流氓呢？”他说着站起来，“把他带到那边去。”他们便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我的人体画一幅幅都在那儿靠墙摆着，像展览似的。他们说你画得真不错。我看着我的画，看着画中的余小惠。中年警察说：“你还说你不是流氓吗？现在我问你，她们怎么肯脱衣服呢？这儿、这儿，”他比画着自己的胸脯和裤裆，“都脱？”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谁知道？”他们说我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中年警察点着一支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嘘出了一口烟，说：“怎么搞的，都搞了谁？男人嘛，敢作敢当是不是？”过一会儿他又说：“要不要抽支烟？”我点点头。我很想抽一支烟。拿钢笔的胖子走过来把一支烟插在我嘴里，给我点上火，一边劝我说：“好啦，现在说吧。”我用心地抽著烟。但是烟并不能缓解我的头疼，也不能使我耳朵里的声音消失。中年警察说：“你烟都抽了你还不说话？”我说：“我头疼。”中年警察又笑了起来。他说：“这确实是头疼的事，又看毛片，又乱搞男女关系。现在知道头疼了吧？说吧，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吗？”我说：“你们问我看毛片的事吧，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看了毛片，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着说着喉咙又堵住了，像谁往那儿塞了一把又干又硬的草。我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完了又说：“你们不应该问不相关的问题。”中年警察说：“我们怎么问还用你教？再说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吗？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脱的衣服？”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蒙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洪广义我有点犹豫，洪广义是我的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现在大家都没联系了。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个朋友，但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谁呀？我说他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找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我觉得我脸上像有火在烧，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话怎么开口跟人家说呢？洪广义说，徐阳是你吗？我喃喃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又笑了，哎呀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著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她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当时非常尴尬。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著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3 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彭家桥是关精神病人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哄哄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口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著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我朝那部电话走去。老胡在电话里说：“喂。”我的眼睛刷的一下就湿了。

　　老胡找了一家小酒馆，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著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著。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著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主要是那幅画，余小惠的乳房和下腹被贴上了封条似的网纹。我的神情大约有点木讷，看看照片，又看标题下的文章。文章说一个叫徐阳的青年画家怎样被群众检举揭发，不仅聚众看毛片，还有以画模特儿为由勾引玩弄女性之嫌。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怎样蜂拥围观一幅人体画，并且心怀叵测地点了一笔：据说画中人就是本市某剧团一位颇有姿色的青年女演员。我说：“他妈的《南城晚报》！”接着我又说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我用力拍著桌子。我看见碗和筷子都匡啷匡啷地跳了起来。我拍了一下又一下，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盯着老胡的脸。我觉得他的脸老在晃动。我逼住他的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老胡晃着满脸蚯蚓说：“唉！你让我说什么呢？”“他妈的！”我捶了一下桌子。碗和筷子跳得很高。我又捶了一下，它们跳得更高。老胡跌跌撞撞地来到我身边，捉住我的手。我说：“老胡你小心别摔跤。”老胡说：“我会小心，我会小心。”我说：“你放开我的手，扶住我的肩膀。”老胡笑道：“还是你扶着我吧，要不我会摔跤的。”老胡真没用，这点酒就不行了，抓我的手抓得那么紧，我说：“老胡你松开我的手，我要捶桌子，我很生气。”老胡说：“好吧，你再捶一下，捶了我们就走。”街上的一切都在歪斜，楼房、树木、车辆和人群都是怪怪的，都跟老胡一样脚下无根站立不稳。灯柱子也是那样,灯光紫荧荧的。老胡的脸膛发黑。街狭窄起来，我们走过了好多歪歪斜斜的街，走过了广场，走过了民德路中山路。老胡说我们不回去吗？我说不回去。老胡说那我们去哪儿呢？我说去找余小惠。老胡说明天吧，你明天去找余小惠，今天你先回去洗个澡。我说我不洗澡，我要找余小惠，我要跟她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她你知不知道？老胡的鼻孔哧哧地响着，说你身上的味道多重，不洗澡怎么行呢？你闻闻你的头发，你闻到了吗？我说闻到了。老胡说臭吗？我说不臭。老胡说可是人家余小惠会觉得臭，人家会说呀，徐阳怎么这么臭呀。我说不会，你胡说，她喜欢我，她不会嫌我臭。老胡嘎嘎地笑了起来。他的黑色的脸一笑就变了形，像所有的东西一样，歪的。我说：“我想她。我想搞她，我还想揍她未婚夫。”老胡说：“想她就想她，别胡说。我也知道你想她。我们这不是找她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这儿？我们是不是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