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十年前在南方打工的时候。那个深秋的雨冰冷而又凄凉，与此相映衬的是我更加凄凉而寂寞的心。那年我十五岁，刚刚因为失学去广州打工。在那座雨季绵绵的城市里，我找了半个月的工作却一无所获，身上的钱渐渐花光了，我的心也渐渐绝望了。

　　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打道回乡的时候，有一天，我路过一家渔具厂，厂门口写着招工启事。虽然工资每月只有一百五十元，但管吃管住的条件还是吸引了我。我想自己首先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然，再过几天，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我去主管办公室应聘，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主管痛快地答应收下我。后来回想起来，或许那天我一身的装束让她动了怜悯之心：冰冷的雨季里，我还穿着夏季才穿的凉鞋，没有御寒的衣服，只好穿着单薄的衬衣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又或许他们确实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总之， 我获得了来广州后的第一份工作。

　　但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救命之恩。我感激不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暗暗对那位女主管充满了好感，并且发誓要好好干，以对得起她的救命之恩。

　　终于找到工作了，走出那座工厂的大门，再看南方的雨，都觉得不再那么凄凉，倒有些诗意的浪漫了。

　　当天下午，我就一身轻松地走进那座工厂当了一名产业工人。说是一身轻松，其实一点也不假，因为我没有任何行李，而身上也只剩下十元钱了，可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我还是很高兴，从此不再流浪街头，有饭吃，有地方住了，这对奔波许久的我来说，已是天大的幸福了。

　　渔具厂的工作非常简单。只经过一天的培训，我就能上机操作了。每天把各种各样的渔具在机器上打磨，机器声轰鸣，机械化的工作，麻木的表情，这一切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昏昏入睡。当然，也有些快乐的时候。工厂看门的是一对湖北夫妻。丈夫在厂里当领班，妻子在家带孩子，捎带着看厂门。他们的儿子活泼可爱，厂里许多人都喜欢抽空逗逗他。那个家在许多人看来，尽管简单贫穷，但总是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只是，生活的烦恼很快接踵而来。

　　那是冬天很快要来临的时候，虽然在广州，可是四五度的低温加上连绵不断的雨季，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我住在渔具厂的集体宿舍里，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满满当当地住满了二十多个工人。我被分配到了一张下铺，除了一张冰凉的床板，上面什么也没有。起初我以为凭着年轻，体力好，每天和衣躺在光光的床板上也能凑合着睡觉，但是随着冬天日益临近，我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得去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冬天，怎么过？

　　有很多夜里，我在睡梦中被冻醒，周围是工友们的鼾声如雷。我蜷缩作婴儿状，可身体还是和床板一样冰凉。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窘迫，初来乍到，我不认识任何人。而在南方，这样的人生处处可见，人们的同情心已经渐渐变得有些冷漠了。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精神不好，有一次因为瞌睡，我差点将手挨到了旋转的机器上，待到惊醒过来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拥有一床最简单的御寒衣被，这是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否则这个冬天，我是怎么也熬不过去的。可是，怎样才能拥有一床最简单的御寒衣被呢？靠我自己去购买，我已经身无分文；向别人借，周围都是穷兄难弟，况且陌生人谁会甘愿借钱给我，我不禁一筹莫展起来。

　　那个冬天，如何弄到一床最简单的御寒衣服，成了我最焦虑的最迫切渴望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在被冻醒的无法入眠的夜里，我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幻想着圣诞老人赐的面包和食物。

　　有一次，我去工厂的储料间拿材料，不经意地从阳台上抬头一看，发现对面居民家的阳台上，正好晾著一床被子。或许是睹物伤神，我有点伤感地想：如果这床被子属于自己，该多好啊。这个冬天我就可以温暖地度过了。

　　过了几天，又去储料间拿材料时，习惯性地抬头一看，发现那床被子还晾在阳台上。仿佛有什么被触动了一样，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为什么不偷走这床被子？这床被子在阳台上晾了这么长时间，一定是因为主人不在家。

　　我立刻被这样的想法激动得战栗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不安和自责。可是那一瞬间，生存的欲望战胜了内心的羞耻感。

　　平静下来的我，开始冷静地分析偷走被子的可行性。工厂储料间的阳台和那户人家的阳台只有一步之隔，轻轻跨过去便不成问题。问题是拿到被子后，如何走出工厂的大门。白天是肯定不行的，人多眼杂，惟一的是只有晚上，可是被那对看门的湖北夫妻万一发现，可怎么办？

　　这时，我想起那对湖北夫妻总是对人谦和的笑容，以及他们家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想也许只有等到刚下班时，借加班为名带走那床被子。

　　那个夜晚现在想起来惊心动魄：黄昏时，工人们都下班吃饭去了。机器余热尚在，暮色沉沉地笼罩着工厂，它成了我当时最好的掩护。虽然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取走了被子，心却狂跳不已。我拿着被子，夹在怀里穿过寂静无声的工厂大门时，让我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那对湖北夫妻正在值班室的小屋做饭，妻子好像看见有人从小门里走出来。我听见她用响亮的声音问自己的丈夫：我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拿什么东西出去了？

　　这声音好像如雷贯耳，我赶紧加快了脚步，也不敢回头地一路小跑拐到了对面的小巷内。直至确信没有人追上来时，我倚在墙边，一边大把地抹著额头上的冷汗，一边虚脱地慢慢瘫软在地上。

　　那个晚上，我依旧没有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不敢将那床被子盖在身上。我不知道看门的湖北夫妻有没有发现我，我害怕他们从我的背影已经认出我来，以至于那个晚上，我好几次从噩梦中惊醒过来，而在梦里，都是被人抓住严刑拷打的情形。

　　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三天上午，一位凶悍的妇人陪着主管杀气腾腾地闯进了工厂车间。主管的脸阴沉威严，她身旁那个典型的广东妇人一直在骂骂咧咧，她一口咬定是这家工厂的工人翻过阳台，偷走了她家的被子。她威胁如果主管不替她将那个可恶的小偷揪出来，她就去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整个车间的工人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聚拢在一块儿。工人们小声地议论著，又四处张望着形迹可疑的人。我的心怦怦直跳，但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不担心别人能认出我是小偷，我担心的是主管一旦问那对湖北夫妻的话，那么一切便可以真相大白。

　　也许是害怕停工对工厂带来的损失，也许是主管那天正好有急事，总之，主管让工人们先工作，改天再处理这件事情。我长吁了一口气，好像生死劫难一般，我无法想像一旦我被揪出来，被揪到工厂那群素质低下、如狼似虎的保安或者那些总是找茬欺负外来工的乡联防队员面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既没有暂住证，又没有任何朋友，这样的小偷被那些如狼似虎的保安和联防队员抓住，我毫无疑问的只有死路一条。

　　我后来听说过的两件事情，让我今天对命运更加心怀感激。一件是孙志刚案，孙志刚就是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广东的联防队员活活打死了；一件是当年在打工的工厂里，我亲眼看见工厂雇佣的保安，将一位十六岁的孩子打成重伤，而原因是对方和保安们顶嘴。

　　因为这样巨大的惧怕，那个黄昏，我怎么也做不下去了。我知道，能让我逃过这场劫难的只有那对湖北夫妻，他们是这件事情的惟一见证人。那个黄昏，我敲开了湖北夫妻居住的值班室的小屋。他们对我端茶倒水，热情有加，从他们的脸上，我看不出丝毫他们发现我行窃的痕迹。他们亲热地和我聊天，但他们越是热情，我越是受不了内心巨大的煎熬，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放下水杯，扑通一声跪在他们的面前。我的举动把他们吓坏了，他们手忙脚乱地要扶我起来。

　　我哭着说：“求求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那床被子是我拿走的。”

　　那对湖北夫妻显然吃惊不已。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会拿走那床被子。我说这个冬天，我一直睡在冰凉的床板上，每天晚上都冻得瑟瑟发抖。我说我内心其实害怕不已，我的讲述显然打动了湖北夫妻。他们把我扶起来，安慰我说，他们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他们，我只有不停地哭，既因为害怕，也因为忧伤和感动。这以后，被子事情居然再没有人提起了。也许主管找过那对湖北夫妻，也许没有找过，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那一个月后，每次走过值班室的小屋，远远地看见那对湖北夫妻在屋里，妻子逗著孩子玩耍的神情，我们互相心领神会地望一眼。我的感激只有那样无言地表达，却再也鼓不起勇气去走近他们。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南方，决定重新去考大学。回故乡前的一个晚上，我在那对湖北夫妻的门前徘徊了很久。我将那床从未盖过的被子包裹好，放在他们的门前，请他们转交给那家人。在黑暗中，我轻轻地跪下，向一对普通的善良的灵魂跪拜。

　　多年以后，在北京，我成了一家外企的高级主管。我会经常回想当年，回想那对平凡夫妻给我的感动。我知道在那样的环境发生的那样的事情，会有许多人按照常情说出事实的真相，而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错的，还有更多的人会“落井下石”，或者“得理不饶人”。但是如果当时的我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会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我无法想像，那样的生命，也许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而生命在我长大成人后，发现其实是多么脆弱啊，一念之间，就可能什么都被毁灭。

　　多年以后，有一天偶然听起甘萍的老歌《大哥，你好吗》，在黑暗中，我不禁泪流满面。我想念南方那对普通的夫妻，他们用人的善良而不是社会的规则，在那一瞬间拯救了一个无助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