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弦乐（瑞典语、英语译者）

　　9月1日，韩国庆尚北道警察厅公开一个嫌犯的信息，他叫郑昌圣，是大学讲师，中国籍。8月20日，郑在其住处杀害一位女性中国留学生，分尸后在多地抛尸，手段极为残忍。同时，为了干扰警方，他先主动报警称“人失踪了”，随后，换上死者衣服，带上死者手机，行进到另一处，关掉手机后，换回自己的衣服回家。

　　韩国警方认为，之所以公开郑昌圣的姓名、照片等信息，是经过综合考虑的。这些因素包括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案件后果的严重程度，证据的充分程度，以及预防犯罪的必要性等，都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

　　但信息公开不代表定罪，最终的定罪必须经过完整的司法程序，由法院判定。

　　这个消息立即在国内引起讨论，主流声音大多支持这一做法，而且还有延伸性的思考：国内媒体报道类似恶性案件时，嫌疑人只有姓+某这种格式，反而有时受害人的姓名、相关信息被大量披露。由于施害者只有一个姓，不容易被记住，舆论事后谈及时往往记住的是受害者。

　　也正是因为这种落差感，网上才出现“不应该对嫌犯过度保护”之类的声音。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全球来看，各国对于嫌疑人身份信息的处置，做法差异比较大。

　　比较宽松的是美国，大多数州的警方在逮捕嫌疑人后，就会公布其姓名和案犯照（mug shot），这些信息属于公开记录，媒体可以直接引用。这么做的依据是“公众知情权优先”。

　　日本也有实名报道的传统，警方在逮捕嫌疑人后，会向媒体通报嫌犯姓名，不过这不是法律要求，而是一种惯例，但未成年嫌犯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

　　欧洲的做法则基本相反，整体倾向保护嫌疑人隐私，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两条基本项下，很少有嫌犯，哪怕是恶性犯罪者的信息被公开过。北欧更是严格，嫌疑人甚至连姓氏都没有，通常只有年龄和性别。

　　韩国的做法其实介于以上国家的中间地带。韩国有明确的法律，即《特定重大案件嫌疑人身份信息公开相关法》，同时要求警方设立专门委员会，对案件进行整体评估后决定，而且要有公开期限，媒体不能无限期使用相关信息。

　　相比之下，我国对嫌疑人信息的处置更接近欧洲，也没有配套的、有操作性的“例外”程序和标准。

　　回到前面的讨论，针对重大恶性案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例外，毕竟这类犯罪对公众来说，需要有一定的知情权，也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其中也确实有值得思考的制度问题：公权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公开什么人的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以及公开时长。

　　更重要的是，在有些案件中，受害人的全名、照片、社交媒体情况、家庭背景等都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公开信息，这种该保护反而没有被保护，更应该被讨论，被反思。

　　假如受害人的信息和施害者的一样，被严格保护，反差感降低，公众可能就不太会觉得嫌疑人保护过度，法律和规则的公平、正义体现得更充分。

　　韩国这起案件，很多人想就没想就支持公开嫌疑人信息，大概都没有仔细研究过无罪推定原则，更没有想过公共利益，极大可能是就是一种“这种人的信息总算被公开”的补偿感，和追求公平的最朴素的要求。

　　从韩国的做法里，至少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比如有条件的例外公开程序，明确公开期限，加强受害人信息保护。

　　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经验是否能到实际操作层面，民众的诉求是否能推动法律的进步，这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至少，补齐受害人信息保护这点应引起我们关注，最基本的“公平”还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