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胡笳 嘉宾：荆永鸣 作为一个南方的打工文学写作者，我一直很关注打工文学在其它城市的创作状况。然而，我的关注是失望的，许多年来，打工文学一直只是局限在南方，直到我读到白连春和荆永鸣的一些小说，我才感到很兴奋。这两位作家现在都居住在北京，他们都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描写底层外地人生活的作品，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当然，评论家们没有把他们的作品看成打工文学，作家本身怎么看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命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是描写底层打工一族的。北京的作家们怎么看待打工文学呢？南方的打工文学和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呢？相信这是我们南方的作者和读者急于了解的，于是，我们约请了在北京的作者胡笳做了这一期访谈，相信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十月抛砖

　　 开饭店的作家

　　胡：都说北京水深，来闯北京的人不游个七年八年很难浮出水面。你现在可是有房有车的有产阶级，混到这个份上，可得费好几年的功夫。

　　荆：我是1998年来北京的。那时作为签约作家来到北京，是与煤矿文联签约。我在煤矿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了。从十九岁开始，我一直在煤矿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吧。在单位从事过很多工作，当过中学教师，宣传干部，编辑，此外还从事过办公室工作。其实现在我也没离开我过去工作的单位，我是我们公司驻京联络处的工作人员。我是一面工作，一面创作。我的单位在内蒙古赤峰市，我曾在一篇作品中说过，那块土地，是我走向社会的最初踏板，是我人生之旅的大本营。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差不多都集中在那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外地人” 系列小说的创作的？

　　荆：2000年。但在之前，我却做了两年多的准备。1998年夏天，我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那时，我刚刚被中国煤矿文联聘为两年制的合同作家。进京时，我搬来了用以写作的电脑，同时为了生存，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又开了一家小餐馆，以期“以商养文”，或者说来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是现实很快就把我的梦想打碎了。不但餐馆开得举步维艰，就是用来写作的电脑也因为租住的房子太小而无处可置。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彻底放弃了写作。值得庆幸的是，我的餐馆最终总算没有一败涂地。在被复杂的社会现实灌进了一肚子酸甜苦辣的同时，我们也渐渐地获得了生活上的温饱。直到这时，那种被封存已久的文学情愫才在我的体内慢慢地复苏了。这时，我用文学的目光去反观那段“不是人过的日子”，竟奇怪地觉得，那过去了的生活，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也就是在这种“亲切的回忆”中，我想起了两年来我在北京接触过的许多人和事。把这些个体的人和事放在同一种社会背景下去进行思考，我终于发现一个我自认为可以用文学的形式进行“亲密接触的”特殊群体。

　　胡：就是生活在城市屋檐下的打工一族。

　　荆：对。

　　胡：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学目光”看待这一“特殊群体”的？

　　荆：应该说，在加速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乡村人口纷纷涌向都市，已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标志，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我觉得，这些外地人，作为新移民在进入都市之后，由于环境的巨大反差以及在生存的重压下而呈现出的精神世界，既丰富而又独特。其喜怒哀乐都无不生动感人。于是有了这个系列。

　　胡：据我所知，目前的读者和批评家对你的小说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觉得你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什么地方？

　　荆：不是我创作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源于对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与关注。

　　胡：你觉得开餐馆和写小说是不是有点矛盾？

　　荆：没有。我说过，干什么和写小说都不矛盾，只要是闪烁在我们心灵中的文学之光永不泯灭。

　　 重新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

　　胡：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打工这个群体的呢？

　　荆：也就是开饭店的那会开始吧。店里的服务员、厨师全是普通打工者，来饭店吃饭的也有很多是普通打工阶层，接触多了，自然就开始关注了。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和店里的员工聊天，也喜欢坐在店门口观察来来往往的人，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中就有打工者。

　　胡：你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

　　荆：搞文学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习惯和特性，总是能在别人看似没什么意思的地方看出点意思来。

　　胡：都说搞文学的人是很不安分的，都有些神经质，你觉得你呢？

　　荆：我自然也有些不安分，从内蒙赤峰跑到北京来做签约作家，再从签约作家到开饭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分，但是我没有神经质，我很正常。（笑）

　　胡：按一般人的选择，他会好好地安安分分地开饭店。可是你开着开着饭店，却又开始捣鼓起文学来，这期间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你的感觉？

　　荆：前面我已经说过，那段时间我接触了很多外地人，而且全是底层的人物。看到的听到的关于外地人的东西多了，心里就又有了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当时我店里有一个厨师，他15岁开始出来打工，18岁时在我饭店做厨师。他说起他以前的生活，很苦。刚到北京时因为没找到工作，他没地方睡觉，就睡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还担心被人看到，因为那时查暂住证查得很严的，于是他便钻到绿化带的小树丛里，可最后还是被人发现了。他说起他当年的生活时特别生动、连比带划的，就像发生在眼前的事。有时店里来了吃饭的客人，看他们像打工者，我也会去和他们聊聊天，他们都乐意将自己的生活讲给我听。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就重新开始写了。

　　胡：饭店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荆：影响大著了。饭店就是一个窗口，让我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饭店为场景的。有句老话，作家都得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是熟悉的东西就写不出彩来。我开了个小饭店，我熟悉这一块，我接触的都是外地人，我和他们聊天、喝酒，听他们讲他们的生活，甚至听他们发牢骚，其实那都是他们的心声。我熟悉他们，所以我写起他们来便得心应手。

　　胡：是的，你的小说《外地人》就是以饭店为场景的，这两个小说很不错，能让人看得掉下泪来。

　　荆：谢谢你对我小说的理解。也许，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真实吧。

　　胡：我很喜欢《北京候鸟》的结尾，叔叔背着喝醉了的来泰在黑夜中寻找回家的路。这个细节非常感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荆：我虽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但对北京这座城市来讲，我也是一个外地人。作为同类，这几年我曾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外地人，他们大都处于生活的最底层，他们仅仅为了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要来到城市。他们最能吃苦也最本真，最艰辛也最执著，他们在希望与现实中默默地甚至不反抗地争取着生存的地位和权利，然而愿望却常常被现实击碎。其实，这个结尾有一种象征性的意味。找不到家，是外地人的一种共同的感觉。

　　胡：你的小说，能让人感觉到你的一种平民情怀，写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很生动也很感人。有些细节，是不是就是你的亲身体验呢？比如《口音》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老乡的聚会上，刘老乡因为林老乡说他口音变了，竟气愤得泪流满面。这样的细节，仅凭想像是想像不出来的。

　　荆：可以说，我是一个善于捕捉细节的人，其实作家都有这种能力。这个细节的确是我所亲身经历的。那一次和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大家一块喝酒、聊天，席间有一个朋友说另一个朋友的口音有些改变，他怎么也不承认，分辩说自己的口音没变，说的还是地地道道的家乡话，可那位朋友非得说他口音变了，我们另外几个人也附和著说他的口音有了一些变化。那位朋友受不了啦，气得脸都白了，一个劲地说，我的口音没变，我的口音没变。就这样一个细节，我放在《口音》里，后来那些朋友看了都说这个细节好。

　　胡：从这个细节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本身有着很重的恋乡情结。

　　荆：的确可以这么说。不光我有恋乡情结，其实很多在城市里打工的朋友都有恋乡情结。每到过年的时候，不管路途多远，不管车票多么难买，不管票价多么昂贵，不管时间多么紧张，打工者还是急急地要赶回家乡去。赶回家乡去干什么？看看亲人？吃吃地道的家乡菜？还不如说是回去满足一下自己的恋乡情结。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他的根在那里，所以不管怎样他都要回去。回到家乡后，如果不会说本地话了，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会被乡里人看作是忘本，丢了祖宗，会受到乡人的指责。鉴于这样的情结，所以《口音》里“刘老乡因为林老乡说他口音变了，竟气愤得泪流满面”这个细节才显得特别感人。

　　 打工文学是一种暂时的称谓

　　胡：现在，南方已涌现出一批打工作家，与南方打工作家的作品相比，你觉得你们作品的区别在哪里？

　　荆：我曾读到过一些作品，但是我却不太熟悉那些打工作家。如果他们真的是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写打工生活，我觉得他们会比我更优秀。也许，我的作品更关注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胡：作为一个作家，你觉得对打工者的声音应该如何来表达？

　　荆：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打工这个群体已经越来越庞大，如何反映他们的心声，如何正确地反映他们的心声，真的够我这样的以打工者这个群体为写作对象的作家思考的了。刚开始写打工群体时，我一直抱着同情的心态，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文字上，都对他们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城里人对外地人的歧视，令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当然，这种同情也掺杂了我自己的情感，因为我也是一个外地人，尽管现在我有房有车，但在北京人眼里，我依然是外地人，他们总是时时刻刻地提醒我是一个外地人。这样的情绪我自然在小说中反映出来。比如在《纸灰》里，我就写了这种歧视。“民子一家就是昨天夜里去烧纸时，被夜查的联防人员碰上，带走的，民子的媳妇没有暂住证。民子有。还差几天到期。递过去，人家看都没看三把两把的，就撕碎了……民子说，听说，每天收容多少个外地人，是有名额的……”这就是对外地人的一种歧视。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尽管我不是当事人，但是当时特别心酸，心里特别难受。

　　胡：以前你是以关注外地人在城里受歧视这个视角切入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那现在你更关注他们的哪个方面呢？

　　荆：以前的写作，我是以外地人在城里所受到的歧视为出发点，对他们寄予同情；现在，我对他们寄予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人性化的关怀。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关注他们生活上的、生理上的疾苦，我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从人性、人文的角度去看他们。我在目前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北京候鸟》中，有一个这样的细节：一对夫妻在北京租房子住，房东老头心脏不好，平时夫妻俩说话声音大一点，房东老太太就会来说“声音小点，我们家有心脏病人”。有一次夫妻俩吵架了，妻子很想哭，但是又不敢哭，因为房东太太不让她哭。后来，丈夫看妻子实在憋屈得不行了，就打了辆车和妻子一起到郊外去，想让妻子哭个够。可是在空旷无人的郊外，妻子反倒哭不出来了。这就从最初的对打工者的歧视转化到了对打工者精神方面的关注。那种想哭却没法哭，能哭倒哭不出来的矛盾，就是他们精神方面的一个反映。

　　其实，打工者未必就有我们想像的那么苦。他们极容易获得快乐和满足。有时，吃上一根冰棍儿，他们也许就能像吃其他大餐时一样快乐。下了班，他们唱歌，蹦迪，玩得比城里人更投入尽兴。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听她的口音是外地人，而且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但是她当时的那种举止和神态却令我颇有感触。她染著头发，化著妆，背一个带子特长一直垂到膝弯的小包，双手插在裤袋里，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如入无人之境。那种表情、神态，你怎么也不觉得她是一个外地人，反而觉得她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那天我看了她很久，突然对外地人的疾苦了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注意力从对外地人的疾苦转移到精神层面来，我不再动不动就去同情他们，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性方面的、人文方面的关注。

　　胡：你怎么预测打工文学的前景和未来？你认为打工文学将怎样纵深发展？

　　荆：我觉得打工文学这种称谓也许只是暂时的。因这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我相信有一天历史会赋予“打工”这个词以更新的含意。

　　

　　 打工青年有了文学大奖鲲鹏文学奖开评

　　鲲鹏文学奖是由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主办，以反映广大进城务工青年生活的全国性的文学奖项。《黄金时代》、《打工族》和《深圳青年》杂志受共青团广东省委委托，现向广大打工青年中的文学爱好者和关注打工青年生活的专业人士征稿。

　　 一．截稿时间 首届鲲鹏文学奖征稿时间为2004年6月到9月底，内容分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四类，范围为进城务工青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反映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学作品。

　　 二．投稿地址： 打工族编辑部 佛山市港口路17号（528000）

　　电子邮箱：kunpeng@dadao.net

　　黄金时代编辑部 广州市东山寺贝通津1号14栋 （5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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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青年编辑部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2008号深圳青年大厦（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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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注意事项： 投稿者须在稿件中注明姓名、年龄、民族、身份证号码、是否进城务工青年、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并在信封或电子邮件“主题”栏写上“鲲鹏文学奖”字样。为避免重复，不得一稿多投。

　　 四．评选程序： 三家刊物征集作品后，将各自开辟专栏，选择发表优秀作品，介绍作者。并在截稿后将会同团省委及著名作家组成评委会，对已发表及未发表的优秀作品进行初审，然后推荐参加全国评选。凡入围初选的优秀作品，由团省委及三家刊物联合授予广东优秀作品称号。

　　有关鲲鹏文学奖的其他事项及规定，可向各地团委查询。

　　 打工族编辑部 黄金时代编辑部 深圳青年编辑部 有关鲲鹏文学奖详细情况可参见《打工族》8月上P11页。 《打工族》杂志全力支持鲲鹏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