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老家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夯土的，很少有砖瓦房。土打的墙，房顶上麦秸和马扎泥。那样的房子优点是冬暖夏凉，缺点是最怕刮大风，一不小心就会把房顶掀了，所以一刮大风，全家都提心吊胆的。土墙的一个副产品是蝎子多，为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挣钱开了一扇门。

　　但逮蝎子不能用抓手，那玩意儿屁股上的毒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用的是筷子——家里吃饭用的竹筷子，握在手里活像个镊子。我每天放学就攥着它筷子练习，不停夹黄豆、夹黄豆、夹黄豆，练到手指头上起了茧子，我的准头有了很大进步，基本上一夹一个准。

　　天黑透了，我从床底下摸出攒了半个月的宝贝——一个玻璃罐头瓶子，瓶盖上扎了几个眼儿透气，瓶底垫了一层湿土——这是给蝎子准备的“新房”。手电筒是我缠着父亲买的，沉甸甸的铁皮家伙，得三节电池才能亮。我把手电筒往胳肢窝一夹，攥着筷子，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土墙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白。我屏住呼吸，把手电筒打开，一束昏黄的光扫过墙根。没有。再往前走，还是没有。走到后院那堵年久失修的老墙根下，手电光忽然照见了什么——一道亮闪闪的痕迹，像谁用银笔画了一道线，那是蝎子爬过的路。我的心砰砰直跳，顺着那道痕迹一点一点往上照。就在墙缝口子上，趴着一只蝎子！

　　就在这一瞬间，手电筒没稳，“啪”地掉在地上，灭了。周围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脑子里嗡嗡响，手里还夹着一个张牙舞爪的蝎子！我站在黑暗里，大气不敢出，感觉那根毒针离我的手指头只有一韭菜叶那么远。也不知过了多久，估摸着有一盏茶的工夫，我才慢慢蹲下来，用膝盖夹住手电筒，拧了半天才重新弄亮。低头一看——筷子还夹着那只蝎子，它已经被悬空吊得晕头转向，钳子乱舞，却怎么也够不着我的手。我把蝎子放进罐头瓶里，盖上盖，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后背的褂子都湿透了。

　　有了第一回，胆子就大了。我学会了看墙缝的宽窄，学会了听土坷垃后面细微的沙沙声，学会了在黑夜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目标。最多的一晚上，我叨了十一只蝎子。那天夜里，罐头瓶里黑压压挤了一片，蝎子们躁动不安，在瓶底沙沙地爬，那声音在我听来，比过年放的鞭炮还喜庆。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瓶子跑到公社药铺。收药的营业员戴着老花镜，拿镊子一只一只点数，嘴里念叨着：“大的两分，小的一分……你这有三只大的，八只小的……一共一毛四分钱。”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钢镚儿，一分两分五分地数给我，那些硬币热乎乎的，带着猪油和草药的味道。

　　那一年，我靠着叨蝎子挣了一块八毛钱，除了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铅笔刀，其他的都给了母亲补贴家用。说实话，我有无数次都忍住了买冰棒吃的冲动，因为我知道父母的不容易。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村里的夯土墙早拆光了，盖成了红砖楼房，蝎子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偶尔回老家，看见小孩子们拿着手机玩游戏，我总会想起那些黑黢黢的夜晚，一把生锈的手电筒，一双豁了口的竹筷子，和那只在罐头瓶里沙沙作响的黑色精灵。

　　那段日子虽然苦，可苦里头藏着甜，就像当年那三分钱的橘子瓣糖，含在嘴里，甜了整整一个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