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攥着那束满天星的纸包装都湿了一小块。相亲这回事，说不上期待，也说不上抗拒，三十二岁的年纪，在老家早就被归类为“老大难”了。我妈托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王家的姑娘也单着，对方是小学老师，比我小两岁，据说人很文静，不爱说话。

　　这些年来，我相过的亲不算少，十个八个总是有的。有些见了一面就没了下文，有些聊了几次客客气气地断了联系，也有过一段短暂的正经恋爱，处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散了。原因在我，我知道。不是我不够好，是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压了快二十年了，我以为它早就被时间磨平了棱角，硌着硌着就不疼了。可这么多年过去，每次想起来，那块石头还在那儿，一分没小，一分没轻，硌在心口上，稍一碰就疼。

　　我要去见的人，叫陆晚棠。

　　这个名字，我记了快二十年。

　　我是周衍，今年三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说是工程师，其实就是天天跟图纸、数据和规范打交道，朝九晚五，加班是常态，周末也经常不得闲。日子过得单调又重复，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不难喝，但也谈不上好喝。

　　育红小学还在老地方，红砖砌的围墙重新粉刷过了，白得有些晃眼。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比我记忆中又粗了好几圈，枝丫伸展开来，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我记得那棵树下有一排水泥砌的乒乓球台，台面坑坑洼洼的，球网是用砖头代替的。夏天的午休时间，男生们总是一窝蜂地冲过去占台子，推推搡搡的，有时候还会打起来。

　　也正是在那棵树下，我的人生有了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

　　那是五年级下学期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四月底，槐花开得正盛，满树白花花的，香气浓得发腻。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自由活动。男生们在树下打乒乓球，女生们在旁边跳皮筋、踢毽子。我和同桌赵磊在争一个球，球飞出去了，不知怎么就飞到了女生那边。赵磊喊我去捡，我不情不愿地跑过去。

　　她蹲在槐树下，低头在捡什么东西。我跑得太快了，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前扑了出去。我手里攥着那个乒乓球拍的拍子，是那种木板做的老式球拍，边角粗糙，没打磨过。我摔倒的时候，拍子脱了手，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脸上。

　　不是拍面，是拍边。

　　那个粗糙的、没打磨过的木边，从她的左颧骨斜斜地划过去，一直拉到耳根下面。

　　我摔在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疼得龇牙咧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一声尖叫，那声音尖得刺耳，像指甲划过玻璃，又像什么小动物被踩了尾巴。我抬起头，看到她捂着脸蹲在地上，血从她的指缝里往下淌，一滴一滴的，落在白色的槐花上，触目惊心。

　　她的名字叫陆晚棠。

　　从一年级开始，她就坐在我旁边。安静，话少，不太跟同学扎堆玩，老师提问她的时候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她长得不算多好看，但很白，皮肤白得能看到太阳穴下面细细的青色血管，头发又黑又密，总是扎一个高高的马尾辫，走起路来在脑后一晃一晃的。她笑起来有两个很浅的酒窝，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可她不爱笑，我几乎没有见她笑过。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爱笑是有原因的。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她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在县城摆了个水果摊，风吹日晒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些事情是班主任后来跟我们说的，说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让我们以后多关心她，不要欺负她。

　　可在那之前，在她还没有被全班同学“特殊照顾”之前，我已经欺负了她很多年。

　　不是那种恶狠狠的、拳打脚踢的欺负。是那种小的、碎的、每天都会发生的、让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欺负。我往她的文具盒里放过毛毛虫，吓得她把文具盒扔出去老远，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半天。我上课的时候故意用胳膊肘顶她的胳膊，害她在本子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长线。我把她的作业本藏到讲台底下，害她被老师骂“作业没交”，她红着脸翻遍了整个书包都找不到，下课后才发现作业本躺在讲台下面，沾了一层灰。我用笔在她白衬衫的后背上画过小王八，她穿了一整天，放学的时候被她妈发现了，第二天她妈来学校找了班主任。

　　那次槐树下的意外，划破了她的脸。伤口从颧骨拉到耳根，缝了十一针。十一针，我后来每次想到这个数字，都觉得那个针缝在了我的心上。

　　她请了半个月的假。那半个月里，她的座位空着，桌子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我每天都会看那个空座位好几遍，不是担心她，是害怕——害怕她回来以后会怎么看我，害怕她妈会来学校闹，害怕老师会罚我，害怕我爸会打我。我怕的不是她的疼，是我自己的麻烦。

　　这就是十二岁的我。自私，懦弱，可耻。

　　她回来以后，脸上贴着一块纱布。纱布下面藏着一道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她的左脸上。老师把她的座位调到了第一排，离我最远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时间会冲淡一切，槐花会年复一年地开，那道疤会慢慢地淡，所有人都会忘记。

　　可我没有忘记。二十年了，我一次都没有忘记。

　　初三那年，有一天放学，我路过城南菜市场，远远地看到了她。

　　她蹲在一个水果摊后面，低着头在整理一筐橘子。她穿着校服，校服外面套了一件旧外套，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条细白的小臂。她瘦了很多，个子倒是长高了不少，马尾辫变成了短发，齐耳，刘海刚好遮住了左边眉毛。

　　她的左脸上，那道疤痕还在。比小时候淡了一些，可还是很明显，像一条蜿蜒的浅色河流，从颧骨流向耳根，在阳光下微微发亮，仿佛永远都不会干涸，永远都不会消失。

　　她抬起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猛地转过身去，假装在看旁边摊子上的西红柿。我的心脏砰砰砰地跳，跳得我喉咙发紧，口干舌燥。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的样子。我在西红柿摊前站了足足有两分钟，最后什么也没买，低着头快步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县一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一年比一年忙，回去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我妈偶尔会跟我提起一些老家的人和事，谁家的儿子结婚了，谁家的女儿生孩子了，谁家的老人过世了。可她没有提过陆晚棠，从来没有。她大概早就忘了那个脸上有疤的女孩，忘了那场发生在槐树下的意外，忘了她的儿子曾经做过多么混蛋的事情。

　　可我没有忘。我什么都记得。我记得她白衬衫上的小王八，记得她文具盒里被吓得蜷成一团的毛毛虫，记得她站在讲台前面红着脸说“我交了作业”时的委屈，记得她脸上的纱布，记得她左脸上那道像蜈蚣一样的疤痕。

　　更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她从来没有告过状。

　　那些年，我往她文具盒里放毛毛虫，她没有告诉老师。我把她的作业本藏到讲台底下，她被老师骂了，也没有供出我。我用笔在她白衬衫上画小王八，第二天她妈来了，可她没有当众指认我，只是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不知道是谁画的”。她永远在替我遮掩，永远在给我留余地，永远在用她的沉默替我挡掉本应属于我的惩罚。

　　这就是我不敢面对她的原因。不是因为她恨我，恰恰是因为她不恨我。如果她恨我，如果她当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如果她在她妈的陪同下到我家来讨个说法，如果她把我的恶行一桩一件地摊在阳光下，也许我会好受一些。被惩罚过了，被原谅了，或者不被原谅，但至少事情了结了。可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默默地承受着，然后用那道永远不会消失的疤痕，提醒我一辈子。

　　这次相亲，是我妈催了又催才勉强答应的。

　　所以我答应了。买了两张高铁票，十月二号早上回去，十月五号下午回来。

　　我妈说：“姓陆，叫陆晚棠。在城南小学当老师，教英语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像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冰水。

　　这个名字，我记了快二十年。可我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天下姓陆的人多了去了，叫晚棠的也不一定就只有她一个。也许只是重名，也许我妈说的“陆晚棠”跟我想的不是同一个人。我心里这么想，可我知道，这个侥幸心理，跟我当年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一样，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槐花、乒乓球拍、血、疤痕、水果摊和那件被我画了小王八的白衬衫。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转，转了一整夜，转到天亮的时候，我想，不管是不是她，我都该去。是她的，我欠她一句对不起，欠了二十年，不能再拖了。不是她的，就当是完成我妈布置的任务。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妈不知道，我爸不知道，我那些在省城的朋友更不知道。有些话，埋在心里太久了，久到你以为它已经烂了、化了、不存在了。可它还在，一直在，像一颗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不吞不吐，就那么卡着，喝水都疼。

　　十月二号下午，我到了县城。我妈在车站接我，看到我就红了眼眶，说我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我说妈我没瘦，还胖了两斤呢。她不信，一路念叨到家。我爸已经把菜做好了，排骨炖得很烂，鱼煎得两面金黄，藕带炒得脆生生的，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味道。吃饭的时候我爸照例不说话，我妈照例说个不停，说亲戚家的谁谁又生了二胎，说邻居家的谁谁买了新车，说这次相亲的姑娘“真不错”。我应着，吃的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满脑子都是明天的事。

　　第二天，十月三号。相亲约在县城一家还算体面的中餐厅，名字叫“聚贤楼”，在城东那条新修的商业街上，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河边的老城墙。我妈说中午十一点半，你穿精神点，头发理一下，胡子刮干净，别穿你那件灰色的旧夹克，穿那件我给你买的新衬衫。我说知道了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十一点，我从家里出来，步行往聚贤楼走。秋天的县城很舒服，天高云淡，空气里有股桂花的甜味，一缕一缕的，被风送来送去的。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刚泛黄，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碎金子一样的光斑。我走得不快不慢，心跳却越来越快，快到有些发慌。

　　从我家到聚贤楼，要经过城南菜市场。那条路我走了无数遍，小时候上学走，后来回家也走，可每一次经过，我都会想起她蹲在水果摊后面整理橘子的样子，想起那道在阳光下微微发亮的疤痕。那天的菜市场很热闹，国庆节嘛，买菜的人多，卖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电动车在人流中艰难地穿行，喇叭摁得震天响。我低头往前走，不敢看那些水果摊，怕自己又想起不该想的。

　　就在聚贤楼前面的路口，我正要拐弯的时候，一个人拦住了我。

　　一个女人，五十多岁，胖胖的，穿着碎花衬衫，头发用发卡别在耳后。她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太阳晒出来的那种，皮肤黑黑的，粗糙得很，一看就是常年在外奔波的人。她的腰不太好了，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她身上，压了太久，已经直不起来了。

　　她的眼睛不大，可是很亮，亮得像两盏灯，直直地盯着我，一动不动的，像是要把我整个人看穿。她的嘴唇在抖，手也在抖，整个人都在微微地发着抖，像是站在风口里，又像是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已经快要倒了，可还在撑着。

　　我停下来，看着她。这张脸我有几分眼熟，又有些陌生。我知道我见过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可我不敢确定。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的耳朵里。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又往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了，我能看清她眼角的每一条皱纹，能看清她眼睛里那种复杂的、我无法解读的东西——不是恨，不是怨，不是愤怒，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更重、更让人喘不过气的东西。她的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喉结上下动了动，像是在把什么东西往下咽，又像是在攒力气。

　　然后她伸出手，从兜里摸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递给我。手还在抖，那张纸在她手里沙沙地响着，像一片快要碎掉的枯叶。

　　“你先看看这个。”她的声音终于出来了，有些沙哑，像是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了，可她还是把每个字都说得很用力，很用力，像是在完成一件准备了很久的事情。

　　我接过那张纸，打开。

　　那是一张照片。就是二十年前，出事那年我赔给陆晚棠的那张照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张照片，因为那是为它，我爸差点打断了我的腿。

　　那段时间，我妈翻出了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黑白的那种，边角发黄，是我们家最早也是最好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大概三四岁，坐在我爸腿上，我妈站在旁边，三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笑得有些拘谨，有些僵硬，像是不太习惯面对镜头。我妈把照片装进一个木头相框里，放在客厅的五斗柜上。我趁他们不注意，从相框后面把照片抽了出来，拿去给了陆晚棠她妈——当作“赔偿”的一部分。

　　那天的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爸把我从学校领回家，路上没说话。进了家门，他把门关上，让我跪下。然后他解下皮带，抽了我一顿。那是我爸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皮带落在我背上、屁股上，那种火辣辣的疼，我记了二十年。他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是人，骂他养了个畜生，骂他把周家的脸丢尽了。他打完以后自己也哭了，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座山在颤抖。我妈站在旁边，也哭了，一边哭一边拉我起来，给我上药。她没有骂我，但她看我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心疼，是失望，是那种“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的失望。

　　过了几天，我妈去陆晚棠家赔礼道歉。她买了水果、牛奶和一大袋营养品，还给了一张存折，说是医药费和赔偿。后来我妈告诉我，陆晚棠她妈只收了医药费，存折没要。水果和营养品她本来也不肯收的，是我妈硬塞的。我妈说那些年陆晚棠她妈一个人带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可就是不肯多要一分钱。

　　那张照片，是我妈从陆晚棠她妈那里拿回来的。一直收着，收在抽屉最底下，用一块旧手帕包着。她没扔，也没跟我说，就那么一直收着，像是在等我有一天主动问起。

　　此刻，这张照片就在我手里，边角已经发毛了，折痕处用透明胶带粘过，胶带发了黄，翘起了边。可照片上的人还清清楚楚——我爸坐在那把藤椅上，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蓝色工装，我妈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我坐在我爸腿上，虎头虎脑的，手里攥着一个小风车，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几颗还没长全的牙。

　　我握着这张照片，手指在发颤。不是因为它有多珍贵，珍贵的是它曾在陆晚棠家待了那么多年。她妈留着它，留了二十年——一个毁了女儿脸的人的照片，她留了二十年。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虎头虎脑的自己，眼眶忽然就红了。

　　我妈说得对，有些东西，不是时间能冲淡的。

　　我妈也说得对，我是个混蛋。

　　中年女人看着我的表情，眼神里的那层硬壳一点一点地碎了。不是碎了，是融化了，像冰面下的水，一点一点地渗上来，把表面的坚硬泡软了，泡化了。

　　“我知道今天是你跟晚棠相亲的日子。”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硬邦邦的、带着质问的口气，而是一种更轻的、更软的、像是怕惊动什么的声音。“我来这里，不是要阻止你们见面。我是想先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晚棠不会告诉你的事情。”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有哭。这种人已经不会哭了，眼泪早就在无数个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流干了，剩下的只有一双干涸的、布满血丝的、浑浊的眼睛。

　　“那年在槐树下的事情以后，晚棠的脸缝了十一针。拆线以后，脸上落了一道很长的疤。从那以后，她变得比以前更不爱说话了。以前她不爱说话是因为她爸走了，她心里难过。后来她不说话，是因为怕别人看到她脸上的疤，怕别人问她脸怎么了，怕别人盯着她看，然后用那种眼神看她。”

　　她的声音在发抖，可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在念一份准备了二十年的稿子，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斟酌，每一个字都重若千斤。

　　“她上初中的时候，有个男生给她写情书，她高兴了好几天，觉得自己跟别的女孩子一样了，也有人喜欢了。可她没敢答应，她觉得自己脸上有疤，配不上人家。后来那个男生跟别的女生好了，晚棠哭了一整夜，第二天红着眼睛去上学，谁都没告诉。”

　　她的声音终于出现了裂缝，那道裂缝从喉咙里钻出来，撕开了她的声音，撕开了她的平静，露出了底下那些结了痂又裂开、裂开了又结痂的伤口。

　　“高中三年，她把头发留长了，不是她喜欢长头发，是要遮住那道疤。左半边脸用刘海遮得严严实实的，夏天热得满头大汗也不撩起来。有同学问她热不热，她说不热。可我知道她热，她每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用湿毛巾擦脖子，脖子捂出了痱子，又红又痒，她从来不喊一声。”

　　我站在那里，听着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着，像是被人按在椅子上，动弹不得，逃不掉，躲不开。每听一个字，心就被剜掉一块。那些字不是刀，是比刀更钝、更慢、更折磨人的东西，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你的心上来来回回地拉，一下，一下，又一下。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下，你只知道它不会停，因为这些话攒了二十年，攒了太多，不说出来，她撑不住了，她憋坏了，她得说出来，她必须说出来。

　　“后来她考上了大学，学的是英语，毕业以后回到县城，在城南小学教书。她妈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市里，她说市里太远了，回来照顾你方便。她妈说她撒谎，我知道她为什么回来，她怕去陌生的地方，怕别人看到她脸上的疤，怕别人问，怕别人用那种眼神看。这个小县城她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她都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她的疤是怎么来的，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躲藏，不需要在别人盯着她脸看的时候假装没注意到。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看她脸上那道疤。”

　　中年女人说到这里，终于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压抑了太久、再也压不住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她的肩膀剧烈地抖着，手捂住了嘴，怕自己哭出声来。泪水从她粗糙的指缝里溢出来，滴在手背上，滴在衣襟上，一滴一滴的，滚烫的，像一颗一颗刚从炉子里取出来的钢珠，砸在哪里就在哪里烫出一个洞。

　　我看着她哭，自己也在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眼泪就那么流下来了，无声无息的，顺着脸颊往下淌，淌进嘴角，咸的，涩的。

　　我把那张全家福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陆晚棠她妈的笔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得散了架，有些字挤在一起，笔画重复描了好几次才勉强成形。她不常写字，拿笔的手跟拿锄头的手一样，粗糙，笨拙，可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像是在做一件比活下去还重要的事情。

　　“这是晚棠她爸留下唯一的照片。”

　　我看着这行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照片上的人，从来就不是我们家。照片上的男人，穿着蓝色工装，坐在藤椅上，手搭在孩子身上。照片上的女人，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笑得眼睛弯弯的。照片上的孩子，虎头虎脑的，手里攥着一个小风车。

　　这不是我家的照片。

　　可我明明记得，我妈说过，这张照片是当年赔给陆晚棠家的。她说她把照片拿回来的时候，用一块旧手帕包着，放在抽屉最底下，一直没扔。我爸打过我以后，我妈去陆晚棠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送去，把这张照片也送了回去。那些年，这张照片一直在陆晚棠家，在她们家的抽屉里，在某个落满灰的角落，在某个被翻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地方。

　　可我妈要回来的，不是我们家那张。

　　我捧着这张照片的手剧烈地抖了起来，抖得照片哗哗地响，抖得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在我眼前晃成了一团模糊的光影。我猛然间明白了一件事——不是陆晚棠她妈“留着”我家的照片，是她用一张更珍贵、更重要的照片，换走了我家的。她怕我回去没法交代，怕我爸再打我，所以把她家唯一一张全家福给了我，让我拿回去交差。然后把我家的那张留下了。

　　我家的那张全家福，现在还在她家。

　　而她的这张，在我家抽屉里躺了快二十年。

　　我捧着那张照片，手在发抖，心在发颤。我抬起头，看着面前这个头发花白、腰背佝偻、脸上满是风霜刻痕的中年女人，她的眼泪还在流，无声无息的，顺着那些深深的皱纹往下淌，像干涸的河床里突然有了水，可那水太少了，太少太少了，流到一半就被干裂的土地吸干了。

　　她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那张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在她自己脸上蹭了蹭，像在擦一块怎么也擦不干净的玻璃。她的肩膀还在抖，气息还没喘匀，可她吸了吸鼻子，让自己平静下来，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在把那些已经涌到嗓子眼的、快要决堤的东西，又硬生生地塞了回去。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

　　“周衍，我今天来，不是要翻旧账，不是要你赔什么。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晚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她这个人，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从来不跟别人说。她嘴上说不在乎那道疤，可我知道她在乎，她在乎得要命。她谈过两次恋爱，都没成，不是因为人家嫌她脸上有疤，是她自己过不去。她觉得人家是因为可怜她才跟她在一起，她不要人家的可怜。”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又哑了几分，像是嗓子眼里被人塞了沙子，每说一个字都磨得生疼。

　　“她今年三十了，还没对象，别人问她为什么不找，她说没遇到合适的。我知道她不是没遇到，是她不敢。她怕，她怕别人看到她的疤，怕别人问她的疤是怎么来的，怕别人知道她的疤是一个男生用乒乓球拍拍出来的——不是打架，不是事故，就是有人在打闹的时候随手划的。她怕别人说，哦，就是那个女孩啊，脸上有道疤的那个。”

　　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在颤，眼皮底下的眼球也在动，像是在看什么，又像是不敢看。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睁开眼。

　　“她答应跟你相亲，是因为她不知道相亲对象是你。介绍人王阿姨跟你妈是朋友，她没跟晚棠说你的名字，就说有一个在省城做工程师的男孩，人挺好的，见见吧。晚棠同意了。她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是你，是她妈告诉她的。”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像是怕被别人听见，又像是这些话不该说，可她必须说，因为不说就来不及了。

　　“她在家哭了。”

　　这一句话，像一把刀，直直地扎进了我的胸口。不是钝刀，是锋利的、淬了火的、见血封喉的刀。它没有犹豫，没有偏斜，就那么稳、那么准、那么狠地扎了进来，扎进骨头缝里，扎进血管里，扎进那个藏了二十年愧疚的地方。

　　她说她来，不是要阻止我们见面。

　　“我就是想先告诉你，”她看着我，那双浑浊的、满是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晚棠这些年不容易，你要是不想见她，你就别去。你别见了面又说一些客气话，让她心里刚热起来又凉下去。你要是想见她，你就好好对她，别再让她哭了。她这辈子哭得太多了，该笑一笑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

　　她转过身，慢慢朝菜市场的方向走了。碎花衬衫的衣角被秋风吹起来，露出里面一件打了补丁的旧T恤，领口松垮垮的，肩胛骨的轮廓隔着衣服也能看到。她的步子不快不慢，一步一步的，像是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终于快到家了，可又不敢走得太快，怕到了以后发现家里还是空的。

　　我站在路口，手里捏着那张照片，风吹过来，把照片的一角吹得翘起来，沙沙地响。阳光很好，照在那行歪歪扭扭的字上——“这是晚棠她爸留下唯一的照片”。字迹被泪水洇过，有些模糊了，可每一个字都像刻在我心上一样，清清楚楚的，一笔一划都不缺。

　　我不知道。但我不能再站着了，再站下去，风会把勇气都吹走，把决心都吹散，把那个等了二十年的答案吹到再也够不着的地方。

　　我把那张照片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在最贴身的那一侧。然后我整了整衣领，深吸了一口气，朝聚贤楼走去。

　　阳光把一切照得发白，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拎着菜，有人在路边聊天，笑着，说着。这个世界热闹得很，可我的心安安静静的，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那个该来的时刻，该见面了。

　　玻璃门推开的声响，清脆的一声，像什么碎了，又像什么新了。

　　服务员迎上来，笑着问我几位。我说找人，靠窗的那位。

　　靠窗的位置，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座位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桌前坐着一个女人，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是齐肩的，没有扎起来，也没有刻意遮挡什么，就那么自然地垂着，发丝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栗色。她面前放着一杯水，她没有喝，两只手捧着杯子，指尖轻轻地摩挲着杯壁，像在安抚自己的紧张。

　　她听到了动静，抬起头，看向门口。

　　阳光正好落在她的左脸上。

　　那道疤痕还在。从颧骨到耳根，蜿蜒着，像一条浅色的河流。它比二十年前淡了很多很多，淡到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在阳光下，那道痕迹还是会微微反光，像一条细细的银线，嵌在皮肤里，成了她的一部分。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已经不再是她的伤疤，而是她的印迹，是她活过的证明，是她无法抹去的、也没打算抹去的一部分。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很轻很短的一下，像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快得你来不及许愿，可你知道它确实来过。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点什么，可最终只是抿了抿唇。

　　她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杯子，然后又抬起头，看着我。

　　那目光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有紧张，有期待，有不安，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像是怕碰碎什么的试探。也许还有一点点恨，也许还有一点点委屈，也许还有一点点“你怎么才来”的埋怨。可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尘埃落定了的坦然——你来了，好，我们开始吧。

　　我朝她走过去。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慢。

　　因为有些路，走了二十年，不差这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