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催收黑产一鱼双吃牟利 监管投诉渠道需警惕被产业化滥用
发布时间：
2026-09-16 16:43:21
来源： 互联网
文 | 蒋旭峰（资深金融从业者）
2026年8月，宁夏吴忠。持卡人贺某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信用卡诈骗罪批准逮捕。
案情并不复杂。贺某某名下多张信用卡长期大额逾期，半年时间里，他把「催收暴力」「隐私泄露」两套投诉模板轮番递向工商银行、邮储银行、黄河银行、中国银行、宁夏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第三方催收公司因害怕被银行追责、被终止合作，先后被迫向他转账5.3万元。
办案民警的一句话点透了本质，他吃准了银行和催收公司怕被投诉的心理，把维权渠道当成了提款机。
贺某某只是冰山一角。2025年一季度，中国金融黑灰产市场规模已突破2800亿元。威胁猎人监测数据显示，当年恶意贷款欺诈舆情同比增长200%，金融贷款舆情总量680万条中，恶意欺诈舆情达189万条，占比28%。
威胁猎人监测：金融贷款活跃账户与恶意欺诈账户数持续攀升（数据来源：威胁猎人《2025年信贷欺诈风险趋势报告》）
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性质的变化。
投诉，本来应该是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最后一道救济渠道。正常的逻辑是，先跟机构沟通，沟通不成再找监管。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背后有组织的黑产团伙，直接跳过银行，把监管投诉当成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
⚡ 定性之变
当「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当「解决问题的渠道」变成「制造压力的工具」，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监管出一题，黑产解一题互联网贷款行业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出台一条新的监管政策，短期内往往伴随一波投诉高峰。
不是巧合。
2021年，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政策刚落地，「我是大学生」的投诉模板就出现在了各个黑产社群里。
操作逻辑很简单，组织借款人以「借款时我还是学生」为由，向监管部门投诉平台违规发放贷款，要求减免本金甚至全额退款。银行和平台面临的困境是，学籍信息并不对金融机构开放，借款时是否为在读学生，核实起来成本极高。你说你是大学生，我怎么证明你不是？
同样的剧本，换个政策背景就能重演。
民营银行跨省展业监管趋严后，「我在外地、你行违规放款」的投诉模板立刻上线。借款人声称自己身处异地、银行跨省经营不合法，投诉到地方金融监管局。而互联网贷款的属地认定本身就存在灰色地带，线上业务的「经营地」到底算总行所在地还是用户所在地，不同地方的监管理解并不一致。黑产利用的就是这种模糊空间。
更绝的是从税务端迂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索要利息发票成了一种新的施压手段。借款人批量要求银行开具每一笔借款的利息发票，银行稍有延迟，投诉就到了税务局，理由是「偷税漏税」。
为什么选税务？因为税务部门的金融专业知识相对有限，接到投诉按流程就得转办核实。银行需要抽调专人去解释、去开票、去回复，人力成本极高。一家城商行的消保部门统计，税务类投诉占比曾在短时间内从5%飙升到30%。这些投诉的内容高度雷同，措辞几乎一模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模板化操作。
投诉渠道的技术演进，更是大幅降低了黑产的操作成本。
从最早的写信邮寄，到电话投诉，再到现在的监管小程序一键提交。以前投诉要花邮费、要等几天，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成本几乎为零。便民服务的初衷是好的，但便捷性和滥用风险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越便捷的通道，越容易被批量利用。
黑产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什么惊天骗术，而是对监管规则和流程的专业理解。
他们知道每个部门管什么、不管什么，知道哪条政策有模糊地带，知道哪个时间点投诉效果最好，甚至比很多银行基层员工还懂监管流程。
这种「专业能力」，来自产业链上游的一群人。前催收人员、离职银行员工、甚至法律从业者。他们熟悉金融机构的消保考核痛点，知道催收话术的红线在哪，更知道银行最怕什么。
威胁猎人的报告里提到一个细节，反催收黑产的方案设计层，很多人就是从催收行业「转行」过去的。以前帮银行怎么催回来，现在帮借款人怎么赖过去。> 同一个行业的两端，人才是流动的，知识是通用的。
反催收型黑灰产的组织架构分为四层，每一层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
方案设计层由前催收人员、离职银行员工、法律从业者构成，他们设计出「恶意投诉」「诱导违规」「伪造证明」等多种反催收策略，并将其标准化、产品化。技术支撑层负责伪造诊断证明、贫困证明等文件的图像处理技术，以及批量制造虚假投诉的自动化工具。推广引流层通过短视频平台、搜索引擎、社交群组吸引逾期负债者。执行层则由职业背债人和普通逾期客户构成。
一鱼双吃的生意恶意投诉之所以能形成产业，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商业模式成立。
而且是两头收钱的好生意。
对借款人这一端，黑产卖的是「希望」。
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引擎里、社交群组中，到处都是他们的广告。「信用卡逾期不用怕，教你停息挂账」「专业法务团队，帮你减免本金」「征信修复，不成功不收费」。话术高度套路化，先夸大你的困境制造焦虑，再晒出一堆「成功案例」建立信任，最后收取服务费。
短视频与搜索平台上典型的贷款中介广告样式
收费明码标价。代发一条网络投诉80元，10条起步；委托代理投诉2000到3000元；直接向监管机构投诉一次约5000元。更高阶的「债务优化」「征信修复」服务，收费可以达到所减免债务金额的三到五成。
很多负债人病急乱投医，宁愿相信陌生人的承诺，也不愿意跟银行好好沟通。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的「法务团队」「专业律师」，很多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用的就是网上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投诉模板。
对银行和催收公司那一端，黑产卖的是「安宁」。
批量投诉制造足够的压力之后，有人会主动「上门调解」。声称自己能「做通投诉人的工作」，前提是银行或催收公司出一笔「协调费」。钱到账，投诉就撤了。
宁夏的贺某某案，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他之所以能拿到5.3万元，不是因为他的投诉有多合理，而是因为催收公司耗不起。银行对催收公司有投诉率考核，投诉多了就扣佣金、终止合作。对催收公司来说，花几万块钱「摆平」一个投诉人，比丢掉整个银行的合作合同划算多了。
这就是一鱼双吃。借款人的服务费是第一笔收入，银行的「协调费」是第二笔收入。 同一个投诉动作，两边都能变现。
从欺诈类型看，职业背债占比最高，达37%，舆情量较2024年增长168%。债务优化、征信修复紧随其后。
算一笔账就知道这门生意有多赚钱。一套投诉模板的制作成本是固定的，复制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个三五人的小团队，每月处理几十上百个投诉委托，收入就是几十万。而被刑事打击的风险，远低于诈骗、盗窃等传统犯罪。毕竟「投诉」本身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你很难证明一个人的投诉是「恶意」的。
利润率高、风险低、市场需求大。这三个条件凑在一起，产业不爆发才怪。
性质变化，当监管从裁判员变成棋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多少人投诉，而是投诉这件事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个变化，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
正常的纠纷解决逻辑应该是递进的，先跟银行客服沟通，沟通不成找银行消保部门，还解决不了再向监管投诉。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兜底的。
但现在很多人直接跳过前面所有环节，上来就找监管。甚至银行主动联系协商，对方也拒绝沟通。为什么？因为跟银行谈，银行有完整的政策和流程，能谈下来的空间有限。而找监管，利用的是银行的考核压力，银行可能为了息事宁人做出更大让步。
当投诉的成本远低于协商的成本，而收益反而更高时，跳过银行直接找监管就成了「理性选择」。
哪怕你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也会被这种激励机制推着走。
第二个变化，从「解决问题」变成「制造问题」。
正常的投诉，目的是解决具体的纠纷。比如你觉得收了不该收的费用，投诉是为了要回这笔钱。你觉得催收态度不好，投诉是为了让对方道歉或整改。
而产业化的恶意投诉，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压力。投诉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诉这件事本身能不能给银行带来麻烦。所以你会看到，同一伙人同时向金融监管、税务、工商、信访、市长热线等多个部门投诉，内容五花八门。他们不在乎哪个部门能解决问题，在乎的是部门越多、压力越大。
监管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受到干扰。 大量重复的、模板化的、不合理的投诉涌入，占用了本应用来处理真实消费者诉求的行政资源。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反而可能因为投诉通道拥堵而得不到及时响应。
第三个变化，监管从「裁判员」变成了被利用的「棋子」。
监管设立投诉渠道的初衷，是搭建一个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公正裁决平台。监管站在中间，根据事实和规则做出判断。
但在恶意投诉的语境下，监管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而成了黑产手里的施压工具。黑产不需要监管真的判定谁对谁错，只需要监管的转办流程能给银行制造足够的麻烦和成本就行。
⚡ 转办即成本
只要投诉就会转办，只要转办银行就得应对，只要应对就有成本。至于投诉内容是不是属实、最终结果如何，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保护消费者的制度设计，被产业化地用来消耗监管资源、胁迫金融机构。而最终买单的，是每一个正常使用金融服务的普通人。银行的合规成本上升，最终会以各种形式转嫁到用户身上。
银行也不是完全无辜说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做一个澄清。
上面讲的都是恶意投诉和黑产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说银行都是受害者、一点错都没有。恰恰相反，恶意投诉之所以有土壤，跟银行自身的问题分不开。
2025年，全国网贷相关投诉量高达123.6万件。其中高息、砍头息投诉占比21.3%，私人号码催收投诉占比68.7%。2026年3月，金融监管总局还集中约谈了分期乐、奇富借条、你我贷借款、宜享花、信用飞等5家平台，直指息费披露、合规催收、投诉处理等问题。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行业乱象。如果银行和平台都规规矩矩做生意，息费透明、催收合规、客服响应及时，黑产再能折腾也没那么多空子可钻。
客户不愿意跟银行沟通，银行自己也有责任。
有些银行的客服电话打半天接不通，接通了也是机器人来回踢皮球。有些银行的息费计算复杂到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更别说普通借款人。还有些银行把催收外包出去，外包公司为了业绩什么手段都用，出了问题银行又推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银行失去信任，觉得「跟银行说没用，只有找监管才管用」，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但理解归理解，边界还是要划清楚。
银行有问题，应该通过正常的投诉和维权渠道去解决。这跟黑产利用投诉牟利、批量伪造材料、双向敲诈勒索，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件事。 不能因为银行有毛病，就认为恶意投诉是合理的；也不能因为打击黑产，就忽视银行自身的问题。
这两件事需要分开看，也需要分开治理。银行该整改整改，黑产该打击打击。两者并行不悖。
治理的关键是制度校准2025年6月到11月，公安部经侦局组织了首轮金融黑灰产专项打击，全国立案查处非法助贷相关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2026年上半年，打击力度进一步升级，半年内全国累计宣判助贷中介涉案人员超320人。
司法定性也在突破。宁夏贺某某案以敲诈勒索罪批捕，在此之前，全国已有首例以「敲诈勒索罪」公诉判决的代理退保黑产案件，6人被判刑，最高判3年10个月。「恶意投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个认知，正在通过一个个判例建立起来。
银行端也在行动。平安银行等机构通过声纹识别、大数据风控模型识别黑灰产线索，仅信用卡条线2026年以来就推动刑事立案4起。银行业协会也在搭建黑灰名单系统，推动行业信息共享。
但光靠打击不够。黑产的生命力在于它总能找到制度的漏洞，你堵上一个，它就找下一个。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制度本身的校准。
首先是消保评价制度的完善。 目前的消保考核只看投诉数量，不区分投诉性质。善意投诉和恶意投诉混在一起统计，等于变相鼓励黑产批量投诉。建立恶意投诉认定和剔除机制，让消保评价回归真实反映服务质量的本意，这是最核心的一步。
其次是多部门信息共享。 黑产的特点是跨机构、跨区域、跨部门作案，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同一个人在不同部门的重复投诉，被分别统计、分别转办，浪费大量行政资源。建立跨部门的投诉信息共享机制，同一事项合并处理，既能提高效率，也能让黑产的「多部门投诉矩阵」失去作用。
最后是投诉便捷性与反滥用的平衡。 监管小程序降低了投诉门槛，这是好事，不能因为有滥用就退回去。但便捷性和反滥用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引入实名认证、投诉内容审核、重复投诉识别等技术手段，在不影响正常维权的前提下，提高批量恶意投诉的成本。
贺某某被逮捕了，但贺某某们不会消失。
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前赴后继。猫鼠游戏会一直进行下去，黑产永远在找下一个漏洞，监管永远在补下一个窟窿。这是常态。
但有一件事不能模糊。
⚡ 一句话
投诉渠道的本质，是给普通人一个说理的地方，而不是给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保护这个渠道的健康运转，既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保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公信力。
当越来越多的人跳过银行直接找监管，当监管投诉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当便民服务的小程序成了黑产的降本通道。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怎么打击黑产，还有怎么让这个制度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毕竟，一个健康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让愿意沟通的人能好好沟通，让真正受损的人能得到救济，让滥用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而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2026年8月，宁夏吴忠。持卡人贺某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信用卡诈骗罪批准逮捕。
案情并不复杂。贺某某名下多张信用卡长期大额逾期，半年时间里，他把「催收暴力」「隐私泄露」两套投诉模板轮番递向工商银行、邮储银行、黄河银行、中国银行、宁夏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第三方催收公司因害怕被银行追责、被终止合作，先后被迫向他转账5.3万元。
办案民警的一句话点透了本质，他吃准了银行和催收公司怕被投诉的心理，把维权渠道当成了提款机。
贺某某只是冰山一角。2025年一季度，中国金融黑灰产市场规模已突破2800亿元。威胁猎人监测数据显示，当年恶意贷款欺诈舆情同比增长200%，金融贷款舆情总量680万条中，恶意欺诈舆情达189万条，占比28%。
威胁猎人监测：金融贷款活跃账户与恶意欺诈账户数持续攀升（数据来源：威胁猎人《2025年信贷欺诈风险趋势报告》）
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性质的变化。
投诉，本来应该是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最后一道救济渠道。正常的逻辑是，先跟机构沟通，沟通不成再找监管。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背后有组织的黑产团伙，直接跳过银行，把监管投诉当成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
⚡ 定性之变
当「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当「解决问题的渠道」变成「制造压力的工具」，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监管出一题，黑产解一题互联网贷款行业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出台一条新的监管政策，短期内往往伴随一波投诉高峰。
不是巧合。
2021年，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政策刚落地，「我是大学生」的投诉模板就出现在了各个黑产社群里。
操作逻辑很简单，组织借款人以「借款时我还是学生」为由，向监管部门投诉平台违规发放贷款，要求减免本金甚至全额退款。银行和平台面临的困境是，学籍信息并不对金融机构开放，借款时是否为在读学生，核实起来成本极高。你说你是大学生，我怎么证明你不是？
同样的剧本，换个政策背景就能重演。
民营银行跨省展业监管趋严后，「我在外地、你行违规放款」的投诉模板立刻上线。借款人声称自己身处异地、银行跨省经营不合法，投诉到地方金融监管局。而互联网贷款的属地认定本身就存在灰色地带，线上业务的「经营地」到底算总行所在地还是用户所在地，不同地方的监管理解并不一致。黑产利用的就是这种模糊空间。
更绝的是从税务端迂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索要利息发票成了一种新的施压手段。借款人批量要求银行开具每一笔借款的利息发票，银行稍有延迟，投诉就到了税务局，理由是「偷税漏税」。
为什么选税务？因为税务部门的金融专业知识相对有限，接到投诉按流程就得转办核实。银行需要抽调专人去解释、去开票、去回复，人力成本极高。一家城商行的消保部门统计，税务类投诉占比曾在短时间内从5%飙升到30%。这些投诉的内容高度雷同，措辞几乎一模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模板化操作。
投诉渠道的技术演进，更是大幅降低了黑产的操作成本。
从最早的写信邮寄，到电话投诉，再到现在的监管小程序一键提交。以前投诉要花邮费、要等几天，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成本几乎为零。便民服务的初衷是好的，但便捷性和滥用风险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越便捷的通道，越容易被批量利用。
黑产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什么惊天骗术，而是对监管规则和流程的专业理解。
他们知道每个部门管什么、不管什么，知道哪条政策有模糊地带，知道哪个时间点投诉效果最好，甚至比很多银行基层员工还懂监管流程。
这种「专业能力」，来自产业链上游的一群人。前催收人员、离职银行员工、甚至法律从业者。他们熟悉金融机构的消保考核痛点，知道催收话术的红线在哪，更知道银行最怕什么。
威胁猎人的报告里提到一个细节，反催收黑产的方案设计层，很多人就是从催收行业「转行」过去的。以前帮银行怎么催回来，现在帮借款人怎么赖过去。> 同一个行业的两端，人才是流动的，知识是通用的。
反催收型黑灰产的组织架构分为四层，每一层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
方案设计层由前催收人员、离职银行员工、法律从业者构成，他们设计出「恶意投诉」「诱导违规」「伪造证明」等多种反催收策略，并将其标准化、产品化。技术支撑层负责伪造诊断证明、贫困证明等文件的图像处理技术，以及批量制造虚假投诉的自动化工具。推广引流层通过短视频平台、搜索引擎、社交群组吸引逾期负债者。执行层则由职业背债人和普通逾期客户构成。
一鱼双吃的生意恶意投诉之所以能形成产业，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商业模式成立。
而且是两头收钱的好生意。
对借款人这一端，黑产卖的是「希望」。
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引擎里、社交群组中，到处都是他们的广告。「信用卡逾期不用怕，教你停息挂账」「专业法务团队，帮你减免本金」「征信修复，不成功不收费」。话术高度套路化，先夸大你的困境制造焦虑，再晒出一堆「成功案例」建立信任，最后收取服务费。
短视频与搜索平台上典型的贷款中介广告样式
收费明码标价。代发一条网络投诉80元，10条起步；委托代理投诉2000到3000元；直接向监管机构投诉一次约5000元。更高阶的「债务优化」「征信修复」服务，收费可以达到所减免债务金额的三到五成。
很多负债人病急乱投医，宁愿相信陌生人的承诺，也不愿意跟银行好好沟通。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的「法务团队」「专业律师」，很多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用的就是网上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投诉模板。
对银行和催收公司那一端，黑产卖的是「安宁」。
批量投诉制造足够的压力之后，有人会主动「上门调解」。声称自己能「做通投诉人的工作」，前提是银行或催收公司出一笔「协调费」。钱到账，投诉就撤了。
宁夏的贺某某案，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他之所以能拿到5.3万元，不是因为他的投诉有多合理，而是因为催收公司耗不起。银行对催收公司有投诉率考核，投诉多了就扣佣金、终止合作。对催收公司来说，花几万块钱「摆平」一个投诉人，比丢掉整个银行的合作合同划算多了。
这就是一鱼双吃。借款人的服务费是第一笔收入，银行的「协调费」是第二笔收入。 同一个投诉动作，两边都能变现。
从欺诈类型看，职业背债占比最高，达37%，舆情量较2024年增长168%。债务优化、征信修复紧随其后。
算一笔账就知道这门生意有多赚钱。一套投诉模板的制作成本是固定的，复制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个三五人的小团队，每月处理几十上百个投诉委托，收入就是几十万。而被刑事打击的风险，远低于诈骗、盗窃等传统犯罪。毕竟「投诉」本身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你很难证明一个人的投诉是「恶意」的。
利润率高、风险低、市场需求大。这三个条件凑在一起，产业不爆发才怪。
性质变化，当监管从裁判员变成棋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多少人投诉，而是投诉这件事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个变化，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
正常的纠纷解决逻辑应该是递进的，先跟银行客服沟通，沟通不成找银行消保部门，还解决不了再向监管投诉。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兜底的。
但现在很多人直接跳过前面所有环节，上来就找监管。甚至银行主动联系协商，对方也拒绝沟通。为什么？因为跟银行谈，银行有完整的政策和流程，能谈下来的空间有限。而找监管，利用的是银行的考核压力，银行可能为了息事宁人做出更大让步。
当投诉的成本远低于协商的成本，而收益反而更高时，跳过银行直接找监管就成了「理性选择」。
哪怕你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也会被这种激励机制推着走。
第二个变化，从「解决问题」变成「制造问题」。
正常的投诉，目的是解决具体的纠纷。比如你觉得收了不该收的费用，投诉是为了要回这笔钱。你觉得催收态度不好，投诉是为了让对方道歉或整改。
而产业化的恶意投诉，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压力。投诉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诉这件事本身能不能给银行带来麻烦。所以你会看到，同一伙人同时向金融监管、税务、工商、信访、市长热线等多个部门投诉，内容五花八门。他们不在乎哪个部门能解决问题，在乎的是部门越多、压力越大。
监管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受到干扰。 大量重复的、模板化的、不合理的投诉涌入，占用了本应用来处理真实消费者诉求的行政资源。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反而可能因为投诉通道拥堵而得不到及时响应。
第三个变化，监管从「裁判员」变成了被利用的「棋子」。
监管设立投诉渠道的初衷，是搭建一个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公正裁决平台。监管站在中间，根据事实和规则做出判断。
但在恶意投诉的语境下，监管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而成了黑产手里的施压工具。黑产不需要监管真的判定谁对谁错，只需要监管的转办流程能给银行制造足够的麻烦和成本就行。
⚡ 转办即成本
只要投诉就会转办，只要转办银行就得应对，只要应对就有成本。至于投诉内容是不是属实、最终结果如何，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保护消费者的制度设计，被产业化地用来消耗监管资源、胁迫金融机构。而最终买单的，是每一个正常使用金融服务的普通人。银行的合规成本上升，最终会以各种形式转嫁到用户身上。
银行也不是完全无辜说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做一个澄清。
上面讲的都是恶意投诉和黑产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说银行都是受害者、一点错都没有。恰恰相反，恶意投诉之所以有土壤，跟银行自身的问题分不开。
2025年，全国网贷相关投诉量高达123.6万件。其中高息、砍头息投诉占比21.3%，私人号码催收投诉占比68.7%。2026年3月，金融监管总局还集中约谈了分期乐、奇富借条、你我贷借款、宜享花、信用飞等5家平台，直指息费披露、合规催收、投诉处理等问题。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行业乱象。如果银行和平台都规规矩矩做生意，息费透明、催收合规、客服响应及时，黑产再能折腾也没那么多空子可钻。
客户不愿意跟银行沟通，银行自己也有责任。
有些银行的客服电话打半天接不通，接通了也是机器人来回踢皮球。有些银行的息费计算复杂到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更别说普通借款人。还有些银行把催收外包出去，外包公司为了业绩什么手段都用，出了问题银行又推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银行失去信任，觉得「跟银行说没用，只有找监管才管用」，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但理解归理解，边界还是要划清楚。
银行有问题，应该通过正常的投诉和维权渠道去解决。这跟黑产利用投诉牟利、批量伪造材料、双向敲诈勒索，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件事。 不能因为银行有毛病，就认为恶意投诉是合理的；也不能因为打击黑产，就忽视银行自身的问题。
这两件事需要分开看，也需要分开治理。银行该整改整改，黑产该打击打击。两者并行不悖。
治理的关键是制度校准2025年6月到11月，公安部经侦局组织了首轮金融黑灰产专项打击，全国立案查处非法助贷相关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2026年上半年，打击力度进一步升级，半年内全国累计宣判助贷中介涉案人员超320人。
司法定性也在突破。宁夏贺某某案以敲诈勒索罪批捕，在此之前，全国已有首例以「敲诈勒索罪」公诉判决的代理退保黑产案件，6人被判刑，最高判3年10个月。「恶意投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个认知，正在通过一个个判例建立起来。
银行端也在行动。平安银行等机构通过声纹识别、大数据风控模型识别黑灰产线索，仅信用卡条线2026年以来就推动刑事立案4起。银行业协会也在搭建黑灰名单系统，推动行业信息共享。
但光靠打击不够。黑产的生命力在于它总能找到制度的漏洞，你堵上一个，它就找下一个。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制度本身的校准。
首先是消保评价制度的完善。 目前的消保考核只看投诉数量，不区分投诉性质。善意投诉和恶意投诉混在一起统计，等于变相鼓励黑产批量投诉。建立恶意投诉认定和剔除机制，让消保评价回归真实反映服务质量的本意，这是最核心的一步。
其次是多部门信息共享。 黑产的特点是跨机构、跨区域、跨部门作案，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同一个人在不同部门的重复投诉，被分别统计、分别转办，浪费大量行政资源。建立跨部门的投诉信息共享机制，同一事项合并处理，既能提高效率，也能让黑产的「多部门投诉矩阵」失去作用。
最后是投诉便捷性与反滥用的平衡。 监管小程序降低了投诉门槛，这是好事，不能因为有滥用就退回去。但便捷性和反滥用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引入实名认证、投诉内容审核、重复投诉识别等技术手段，在不影响正常维权的前提下，提高批量恶意投诉的成本。
贺某某被逮捕了，但贺某某们不会消失。
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前赴后继。猫鼠游戏会一直进行下去，黑产永远在找下一个漏洞，监管永远在补下一个窟窿。这是常态。
但有一件事不能模糊。
⚡ 一句话
投诉渠道的本质，是给普通人一个说理的地方，而不是给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保护这个渠道的健康运转，既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保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公信力。
当越来越多的人跳过银行直接找监管，当监管投诉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选择，当便民服务的小程序成了黑产的降本通道。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怎么打击黑产，还有怎么让这个制度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毕竟，一个健康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让愿意沟通的人能好好沟通，让真正受损的人能得到救济，让滥用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而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